巴曙松:中国债务局部存在三大风险（2）

区域风险：关注四类局部风险

当然具体到分析某一地区的债务风险时，需要结合该地区的财政收入结构、经济实力、转移支付结构等多方面因素，不能以一指标而概论。以省会城市为例，数据显示，兰州、西宁、贵阳等地债务负担率较高，同时成都、南京、西安的负担率和南宁市相当，又如广州的债务负担率和乌鲁木齐较为接近，但是从财政实力和城市产业结构上说，其债务负担并不具有相似性，最终偿债能力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从省一级的数据看，江苏、四川的债务率较为相近，但江苏省的经济实力显然高于四川。

从局部地区和行业上看，我们提示特别关注四类风险点：第一类是产业结构单一，支柱产业过于集中在强周期性行业。这类地区包括鄂尔多斯、山西的忻州、运城等。第二类是融资能力差，金融机构认可度较低，外生融资能力不足的地区。这类地区主要是不太发达的边际地区，比如云贵的非省会地级市。第三类是相对于本身的经济财政规模，公开债务较多、负债过猛，这一类较为明显的是天津、重庆、常州、镇江、贵阳、湖州、嘉兴、合肥、成都、乌鲁木齐。比如当前四川、重庆的债务率均超过100%。第四类是支柱产业存在明显的产能过剩、区域环保压力较大的地区。这类地区主要集中于河北等地。

债务化解之道：长短期政策组合拳发力

总体判断，当前中国地方债务风险集中表现为流动性风险，但在经济增长中枢下移叠加局部性债务风险时，流动性风险亦不容忽视。存量债务可通过“长久期债务替换短久期债务”等债务重组来应对流动性风险。同时，在财政部的有效监管下，地方债的发行权可探索下放至省一级政府，使发债主体和偿债主体逐步一致。

长期来看，则需财税、土地、金融多方面改革配套组合发力，建立地方政府融资的可持续机制。

建议：加强债务扩张的行政考核约束，从源头上有利于遏制债务的快速增长：加快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分配，为地方政府开征新的税种。同时，强化财政纪律约束，严格政府举债程序；健全市场化投融资机制。首先，未来金融部门继续支持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提高直接融资占比，发挥企业债、市政债、中票等融资工具的作用，强化信息披露和市场化的竞价机制；其次，应当新设立专门的政策性银行，发挥其贷款期限长、利率相对较低的作用，降低债务压力；再次，放开市场准入，引导多元化资金参与城镇化建设，拓展A BS、A BN、城市基础设施产业基金等新型融资方式在城镇化建设中的应用。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高级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