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2）

二、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治理摆在重要的位置，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方式。那么，怎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从社会管理创新到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关键是要认清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发展特点。也就是我们讲的科学发展。科学发展的本质就是要按规律办事。创新社会治理的方式，就是要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来创新。

（一）从过去用经济的办法推动社会发展的惯用思维中跳出来。

九五规划的时候，出现了教育产业化、医疗卫生产业化，甚至有一些同志提出，干脆把整个社会事业都产业化算了。这反映了我们当时用经济思维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认识水平。1999年在我国即将加入WTO之际，在研究加入WTO到底对我国就业会产生多大影响的时候，我去江浙一带做调研，那里的省计经委、发改委的领导对我说，你们研究这个问题真的没有意义。因为经济搞上去了，就业等其他问题自然而然地就解决了。这也反映了，上世纪90年代我们对于社会发展的不成熟的认识水平。

现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确确实实上去了，但是我们的社会问题少吗？正如小平同志当年说的，发展起来的问题不见得比没有发展起来的少。因此说来，我们不能用经济的方式来搞社会，一定要按照社会规律来认识社会。

（二）打破人类除了追逐个人利益以外，别无他求的观点或说假设。

如果我们用经济方法来思考社会，那么，很多社会现象，就没法理解了。比如说，北京2008年奥运会动员了170万志愿者参加。在美国，志愿服务的参与率是40%；澳大利亚是40%；英国是40%；加拿大是27%。可见，人类实际上既有利己行为，也有利他行为。我们要做的只不过是考虑创造一个怎样的机制，让利他行为更好地发挥出来。

再比如说，一个家庭里面，很多父母甘为子女当牛做马，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一种看不穿的精神，或者说是看穿了说不出的精神。因此，我们要从深层次上认识、挖掘社会中的这些根本性的东西，以此来推动社会的发展。

三、对于社会治理的几点认识

社会治理创新是指在一定的共同价值基础上，一定的规章制度下，来实现社会秩序、激发社会活力。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社会、社会组织，甚至企业共同来处理社会事务、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应对社会冲突。

（一）遵循治理社会的几个前提条件。一要有共同的价值。比如说，我们搞志愿服务，有一套志愿精神。志愿精神就是志愿服务的价值。因此，要把志愿服务推行下去，就一定要推动志愿精神的弘扬。二要遵循平等的价值观。就是说，不管是什么人，在社会领域中参与公共事务一定要遵循公平、平等的价值观念。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公平社会保障机制，我理解实际上包含了这个方面的意思。三是既要依法管理社会，又要通过德治来治理。

（二）不同历史阶段社会治理的内容不一样。美国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说，一百多年前的传统社区里面也有生老病死、社会矛盾、社会冲突，那时靠什么来管理呢？靠的就是家庭和社区。吴晗先生在《皇权与神权》一书里面讲到，中国传统社会里面是皇权不下县。那么，县下的管理靠的什么？是士绅，就是退了休的官员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各种传统的伦理、规范来影响治理社会。我国传统社会的这套治理方式是有一套文化基础的。比如五四时期，一位与胡适齐名的国学大师钱穆，晚年写的《晚学盲言》一书中讲，中国传统微观的基本准则，即在朝美政、在野美俗。通俗地表达，就是在朝的时候，要兢兢业业把党和人民交给的事情做好；不在朝的时候，要做善事，要引领社会的风俗。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大量人口进入城市，伴随着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行为方式，过去可以靠家庭解决的生老病死问题，现在靠家庭就解决不了了。所以，出现了政府对社会事务的介入。最早政府对公共事务的介入是1601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济贫法》。此后，1883年到1889年，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公布了德国《工伤保险法》、《社会保险法》；1914年英国建立福利国家；1935年罗斯福颁布了世界第一部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障法案》。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以前，政府在公共事务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德鲁克说，一百年以后谁来管这个社会？是政府。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信息技术的应用，国际公共事务的出现，各类社会组织跨越国界，出现了国际社会组织，由此，就出现了全球化条件下的社会治理。因此，当前创新社会治理，也要看到我们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诸如：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交织在一起。所以，需要根据问题的复杂性来创新。

可见，社会治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提高。它是一个由单一向多元，由简单向复杂的治理过程。

四、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体制和机制。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在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过程中，要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体制、机制，其中特别涉及到维稳和社会治理。当前，我国群体事件主要有三大类：一是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引发的；二是环境问题引发的；三是医患关系引发的。这三类事件在我国群体事件里面占的比例是最大、最突出。因此，也最需要解决好。

另外，根据不同事件、不同时期的特点，创新方式、方法。在我做的一项“农民上访”问题的分析中可以看到，2001年到2002年的农民上访，10%是抗争型的，51%是揭发型的，39%是求助型的；2007年、2008年的农民上访出现的变化是，非理性的抗争上升到14%，求助型的64%，揭发型的12%。因此要分类，要区别对待，进一步研究群体事件，找到有效解决的方法。

（二）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一要着力解决好当前教育中缺乏“心”的教育的社会缺陷。就是在教育中以灌输知识为中心，对内心世界的教育无动于衷，即便涉及到内心教育往往是心理学层面。我国传统文化讲，教育应该构筑三层楼塔，第一层是知识；第二层是道德；第三层是心灵。这样教育出来的人才能健康。十八届三中全会在谈到推动我国教育发展的时候讲到，要加强人文教育，包括取消文理分科，培养健康、全面的人。

1996年我从北京大学调到国家发改委，当时国家发改委领导说，你就研究研究老百姓每年都关心哪十个问题，排排序。我发现，老百姓关心的就那么些问题，诸如收入差距问题、医疗社会保障问题、下岗失业问题。只不过这些问题在不同年代的排序不一样。也有一些问题慢慢的不成为问题了，比如说下岗失业问题，虽然压力还很大，但是现在人们有心理承受能力了。还有一些问题，诸如个别官员的腐败问题，干群关系问题，我们一直没有解决好。因此，在老百姓的心理就有了积淀。由此形成了一些仇官、仇富的社会问题。一有问题，马上就会引起连锁反应。所以，当前如何创新社会治理，解决一些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这需要我们研究。

二要解决共同体缺失的问题。比如在社区生活方面，培养居民的归属感、信任感，对社区公共安全的关心。通过这样一种自我治理真正解决基层发生的问题。很多国际学者研究，过去一百年，城市居民在归属感、信任感方面的得分都是低于农村的，因为农村有这种密切关系的环境。

三要建立公共安全体系。包括食品安全、生产安全、防灾减灾，以及社会治安。这些问题也是老百姓最关注的问题。

（三）调整利益关系是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一个关键问题。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结构非常简单，经济发展水平也不高。我觉得，那个时候，政府引领改革可以像引领军队一样，一切行动听指挥。但是，现在利益格局多元化，人们的诉求多元化。因此，要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调整利益关系，光靠政府不行，必须把更多的决策交给市场、交给社会去博弈、交给社会组织去负责。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一种新的利益平衡。

当前，调整利益关系，针对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群体之间，采取的手段可以是多种多样，既可以采取财政的手段，也可以采取服务设施配置的手段，还可以通过体制、机制改革的手段。比如说，针对城乡差距这个利益格局，我们取消了农业税。另外，加大对农村地区服务设施的投资，公共服务的配置。这次《决定》里面还提出，要对户籍制度改革，促进人口的流动等。

（四）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据统计，世界互联网用户每千人里面的世界平均水平是327人，高收入国家能够达到平均每千人中有756人用互联网；我们国家是383；日本是787；美国是782。从总体上来说，我们的水平，算不低的。另外，宽带用户每千人里面，世界平均水平是86；高收入国家276；我国116，也不差。但是，问题在哪呢？问题就在于我们的信息技术不强。我国是个信息大国，但不是个信息强国。到2011年，互联网服务商每百万人里面，世界平均是183个；高收入国家能够达到1000多；中等收入国家11个；我们国家只有2个，很少。我们需要考虑通过互联网服务商的发展，对于不断壮大、不断发展的互联网形成一种新的治理模式。我国移动互联网用户发展很快，2009年有3亿7700万的移动互联网用户；到2013年第一季度移动互联网用户已经到了8亿1700万。面对这么大的用户群体，如何去创新？这也是我们在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中需要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