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官员的政绩考核导向（2）

把政绩考核结果与官员定级、奖惩、任职和晋升相结合

唐代的政绩考核制度趋于完善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根据对官员的考核结果确定等级，并把官员考评的等级与奖惩、任职和晋升挂钩。由此，不仅明确了官员考核的共同标准，而且制定了各有区别、各有侧重的具体考核标准，并根据政绩考核的结果，确定官员的等级，通过考核与评级制度，使官员的政绩考核与任职、晋升等紧密结合起来，进而引导、激励、约束各级官吏忠于皇权、履职尽责，坚持操守，对于防止渎职、疏于职守、贪赃枉法，具有重要的导向和规范作用。

对于朝内各级官吏，经过考核后，定出上、中、下三等九级。一最四善为上上，一最三善为上中，一最二善为上下；无最而有二善为中上，无最而有一善为中中，职事粗理，善最不闻者为中下；爱憎任情、处断乖理者为下上，背公向私，职务废缺者为下中，居官饰诈，贪浊有状者为下下。若于善最之外，别可嘉尚；及罪虽成殿，而情状可矜；虽不成殿，而情状可责者，省校之日，皆听考官临时量定。这对于各级官吏而言，能够进入哪个等级，直接关系到任职或升迁。

对于外派的官员，不分职别，实行统一的四项考核标准。并根据官员政绩考核的结果，一般定为四个等级，即“清谨助公为上，执事无私为中，不勤其职为下，贪浊有状为下下”。相对于朝内的各级官吏而言，这四项标准不仅过于笼统，而且根据这些考核标准，确定官员的考核等级，过于轻率也有失公正。

公开宣议各级官员的考核等级。凡应考之官，皆具录当年功过行能。京官皆集于尚书省，对众读议其优劣等第；外地官员由本州长官唱第等级，然后送省奏闻。官吏经考核定等之后，吏部要发给应考人“考牒”，作为凭证。考课按每年的功过行能定考，唐制规定，从任官之日，到考核之日，已有二百日者，即可参加考核。但请假逾百日，或停止工作一年以上者，不得参加考核。唐代考课，对地方州、县长官的考核很严格，除上述四善二十七最以外，按惯例要依所管区域户口之增减，农田耕垦与收获如何，以定考核等级。如有抚育有方、户口增益，各准现有户口为十分，每加一分，刺史县令各进考一等。如户口减少者，亦每一分降一等。这是封建政府一贯重视国家人口增长、农业发展的具体表现。确定官员考核的等级后，由吏部会同有关部门或由皇上决定官员是否继续任职或晋升。

根据官员政绩考核的优劣给以奖惩。官吏的政绩考核结束后，按照有关部门评定的等级继之以加禄或减禄、晋升或降职等奖惩措施。按照唐制，小考（即每年一次的政绩考核），赏之以加禄，罚之以夺禄。大考（即四年一次的政绩考核），赏之以晋升，罚之以降职。重者则免除官，直至追究刑事责任，并予以重罚。唐代官吏，一般都要凭考课进阶升级，“凡居官必四考，四考考中，进年劳一阶叙，每一考中上，进一阶，上下进二阶，上中以上及计考应至五品以上者，奏而别叙。”唐初的考课令还规定：考在中上以上，每进一等，加禄一季；中中者守本禄；中下以下者每退一等，夺禄一季。唐代官员的政绩考核没有采取“一考定终身”的办法，对于曾因过失而被贬官者，如果还能干出政绩，经考课优异者，也可照样进阶升官。如韩愈、刘禹锡皆曾被贬官，后均被起用选拔至中央任职。

总之，唐代在中国古代史上首次比较全面、较为严格地推行了官吏政绩考核制度，特别是考核标准的完善，考核结果与定级、任职、奖惩、晋升相结合的政绩考核导向，对于唐代出现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受封建社会制度的局限，即使某些制度有其优长，但在实施过程中也会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干扰或制约，难以充分发挥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