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让道德软实力激发正能量（4）

三是群与己的互补优化。一些西方思想家像亚当·斯密、孟德维尔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恶即公德”，即人们追求自己利益的行为最终将促进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然而，市场运行的事实并不像斯密等人所想象的那么美好，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既有激发市场的活力，也可能甚至必然导致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利己主义的倾向的发生，如欺行霸市、假冒伪劣、钱权交易，以及经济学中的“求租”、“搭便车”和“机会主义行为”等。要实现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注重社会群体利益的思想和行为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传统的群体本位伦理思想是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的。在传统伦理中，重群克己是基本要求，要求人们要以“公义胜私欲”，提倡“国尔亡家，公尔亡私”，“至公无私”。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把重群克己思想的积极因素融汇于个人意识中，群己互补、公私结合，就可能促成人们在发挥个人能动性的同时，又抑制利己主义的泛滥。

四是现实性与超越性的互补优化。现代社会利益机制驱动着人们忙碌于现实的功利追求中，重实际，讲实效，只有金钱才是可靠的。这种实用主义的现实观可能使人变得浅薄和物化，以至精神堕落，心态失常。一些大款一掷数十万、数百万争奢斗富，一些政府官员抱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大肆以权谋私，一些人存在的及时行乐的倾向，都是这种庸俗的现实观的典型表现。与现代市场机制驱动着人们迷恋现实性不同，中国传统伦理提倡一种对现实的超越的追求和理想精神。儒家提出“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倡导“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人生价值。董仲舒提出“明其道不计其功”，认为只有对“道”的追求才是有价值的。这种重精神理想轻实际功利的倾向，当然有其片面性和消极方面，但其对理想的高扬却体现了“人之异于禽兽”的一个根本特征，是人类发展与完善不可须臾有缺的内在动力。把这种追求超越和理想的精神引入社会运行过程，则将有利于促成人们从利欲魔圈中解脱出来，摆脱心灵的空虚与精神的惶惑，以更宏大的气概、更从容的态度去获得更大的成功。

实现传统道德的创造性转化，要确立起一定的制度设置

主持人：如何有效促使中华传统美德的现代化转换？

肖群忠：对传统美德的继承，它不仅是一个理论层面的问题，而更多的是一个实践和教育层面的问题。我们长期以来不仅在学校教育中，而且在日常生活中放弃了对青少年的传统美德教育，试想，青少年以至于成年人连传统美德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叫他们承接？新加坡尚且在中学里开设“儒家伦理”课程，而我们中国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都几乎没有这样的课程。中华民国成立之初，蔡元培主政教育部时，规定在所有中等学校以上的学校里，均要开设《经学大意》、《人伦道德》两门课，而在我们的课程体系里，至今还没有关于传统道德的课，要做到与传统美德相承接，我们必须以实实在在的措施加大传统美德的宣传教育力度。

唐凯麟：实现传统道德伦理的创造性转化，一个重要的环节和条件是要确立起一定的制度设置。只有在规范和开放的制度条件下传统伦理才可以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在缺乏规范、放任自流的制度条件下是不会发生什么作用的。在这种制度下，一方面缺乏认同的社会氛围，推行不了；另一方面即使奉信这些精神也不会在现实中取得相应的效果。而在规范的制度条件下，传统那些伦理精神不仅可以融汇于现行制度中，而且这种精神的发扬将可以激发能动精神。比如传统道德重视人情关系，但这种人情关系只有被理性制度所规范时才会发挥其积极功能，而抑制其消极作用。海外华人企业的成功事实表明了这一点。人情关系被广泛地运用于海外华人企业的内部管理和外部交易中，而华人企业在注重人情关系的同时，也重视企业内部的制度规范，把人情关系纳入规范的制度框架之中。在业绩的考核、职务的升迁等方面都有一套严格的制度规程，同时又尽可能对企业每一个员工表达一种亲情关怀，注重物质利益之外的情感投入，从而既增强了人际关系的协调和企业内部的凝聚力，又避免了任人唯亲、拉关系、走后门等消极腐败行为的发生。

（主持人：魏志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