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我国国家安全问题的应对和思考
重大的体制机制的变化带来的是非常深刻的国家安全行为的变化。在总目标没变的情况下,手段会相应发生变化。一方面是推进国家安全委员会体制机制的建设,而另一方面,我们的对外战略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并不只是负责对外事务的,它也包括对内。
对外战略变化的转折点是2013年11月26日中央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习总书记强调,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
2014年“两会”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详细地解释了何为“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其中,他提到“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这句话的指向非常清楚。从这个具体的指向可以看出我们的外交思路在发生变化,那就是更加强调结果,而不是强调状态。以前的中国外交基本上是首先强调状态,就是大家相安无事。我们知道,稳定一定不是常态,它只是个临时状态。那么,我们对稳定的要求也是个相对稳定。而现在我们更注重在运动中保持运动方向的确定,至于是不是稳定的,不是重点。
但是,还要强调一点,我们的基本战略没有变,只是基本战略的执行手段在发生变化。我们感受一下,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哪些事情在变化。
首先,我们继续保持了大国主导的国际关系。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出访俄罗斯,这是十八大和全国“两会”后,我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出访。另外一点就是在2013年6月,中美元首实现了庄园会晤,就是中美两国元首会晤不再追求形式,而是在内容。
其次,重视远端的外交。比如说我们对非洲、拉美,包括金砖会议等。我们的视线开始从大国转向世界。以前中国的外交一度就是非常重视大国,甚至有人认为搞定了美国,外交任务完成了。现在显然不是这样。一方面,我们是个大国,我们要向远端扩展,不能再从美国的视角看问题,否则永远走不出去。另一方面,这个世界不再是大国能主宰的世界了。从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以来,国际关系基本上就是大国关系,小国是被动的。可是,今天这个世界让大国头疼的问题很多,这些问题基本上不是由另外一个大国直接造成的,而是由有些小国造成的。比如说,现在让大家头疼的叙利亚问题,打了3年了,谁都没有办法。
第三,对周边外交十分重视。我们承认周边有主体性,不再从大国视角去看待周边,越来越多地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去美国化关系。我们不再从美国视角看国家间关系,而是着力两国之间关系。这个心态变化是明显的。
第四,从2013年以来,中国外交一个重大的思路调整,开始引入了“负面清单”。什么是“负面清单”呢?以前,中国外交是,谁惹事,优先处理和谁的关系。比如说,菲律宾捣乱,我们就邀他总统来做工作。靖国神社问题之后,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做工作,使日本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做出让步。2013年,中国的外交是有负面清单的。在2013年的前10个月里面,中国与中国周边几乎所有的领导人要么在国内要么在国外都见过面,只有两个例外,一个是日本,一个是菲律宾。这个变化是非常明显的。这就回归了常识,常识是你不跟我好,我也不跟你好。而过去我们曾是你越不跟我好,我越要跟你好,和你玩。以后没这个事了。老实说把菲律宾列入负面清单有点对它高看,因为它在不在负面清单根本不重要。但日本就不同了。
在中国的外交思维中,我们为什么要强调“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我们要承认,在今天东北亚的基本问题是中国和美日同盟的关系问题,而它的表象是中国和日本的矛盾,已经非常显化了。与日本,我们可以套用海洋局一些同志的话,就是跟你耗到底,看谁能熬过谁,我也不打你,因为要打这个事情性质就变了,但我也不跟你修补关系。我们展望一下未来几年,中国在周边地区最基本的外交问题就是打破日美同盟。打破日美同盟是一个要求有技术和决心的活动。不能让日美同盟进一步紧密化。比如说中国武力攻击钓鱼岛,这样的结果不是打破了日美同盟,而是巩固了日美同盟。但如果中国忍了,也是在巩固日美同盟,因为日本就成为美国非常有用的帮手,美国就会更加重视日本,使得日本在这个地方的地位进一步提高,那么就导致中国面对着更大的日美同盟压力。中国对日本的最优策略是增大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给美国造成的成本。中国已经用这个方式处理掉一个对手了,就是菲律宾。日本不是菲律宾,日本的能力很强。那么中国在面对日本的时候,不能指望让美国人觉得日本像菲律宾一样不重要,但是可以想办法让美国人觉得日本是一个很烦人的国家。我们要击破日美同盟,既不要把它挤到一块去,又不要让它轻易获胜,跟它熬着,这是最好的方式。使得日本想成为美国的本地代理而不能。具体怎么办?在钓鱼岛问题上有一个底线,这是不能启动日美同盟使用武力的一个条件,即中国不直接武力占岛。那么美国就不会去较真,客观地说,美国从心理上并不想出兵,所以只要不给他这个理由,不让他无路可退,他是会想尽一切办法不出兵的。但在此以外的任何一个国际场合中国要打压日本,不让日本成为亚洲政治上的大国。这样才使得美国对日美同盟的重视程度逐渐下降。我们现在亚洲要建立的区域秩序,和日本的国家意志,和美国的国家意志是冲突的,最后只有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
第五,除了以上谈的一些对抗性的东西,我们也做了一些建设性工作,在周边建立一些区域小多边的合作机制,比如说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
从地图上看,这实际上是在中国周边划了很多小圆。海上丝绸之路是从中国出发,到东南亚,然后从印度洋穿过去,一直到欧洲。丝绸之路经济带是陆地上从中亚过去,也到欧洲方向。这两条路线就把中国的西北方向和东南方向涵盖进去了。中国和南亚存在一个缺口,所以我们建立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从西南方向解决出海口的问题。中巴经济走廊是特殊的,因为中巴关系很特殊,我们从新疆又多一条路。所谓区域合作,就是不追求一个全球性的框架。
为什么要搞“小多边”?例如,海上丝绸之路不是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能参加,有些国家是不能参加的,比如说菲律宾。我们在每一个区域范围内,选择一批对我们友好的国家,建立差异性的示范。这个逻辑是美国的TPP的逻辑,谁对我好,我和谁玩,互相受益。
以上这些战术修订纠正了以往目的与手段之间的错乱。以往的目的是自身发展,保持周边的稳定是手段,但在执行过程中我们把保持稳定变成了目的,甚至为此牺牲发展。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战略思路不清楚。现在我们的表述非常清楚,从主权到安全,最后到稳定。过去的线路是倒过来,先谈稳定,最后谈主权,那什么都谈不成。所以,我们在外交战略上不是变更了战略,而做了一些次序上优先顺序的调整。
除了外交实践,我们在国际活动中的变化也看得出这种变化。前面我们谈到了,过去我们的办法是承认这个现状;现在我们要寻求突破,建立我们主导的区域秩序。过去的办法是我们希望跟所有周边国家平等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现在,我们是选择性地接触。有些国家对我们很重要,但我们不跟它有正面接触,比如说日本。过去我们的想法是化敌为友,担心在家门口的敌人被美国拉走,所以我们就跟美国人去抢敌人。抢来抢去发现我们在帮美国人的忙。我们这次调整建立负面清单,团结大多数、孤立小部分、打击极少数。现在我们在东亚地区就这样,我们团结绝大多数,孤立的是日本和菲律宾,重点打击日本。
最后一个就是,从回避矛盾到险中求进。我们以往是息事宁人的态度,现在的策略中,险中求进是最明显的。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这个变化是很清楚。这个变化最核心的表象是我们海上维权实践在行动指南上发生了重大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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