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家安全战略理念与实践（4）

关于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

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战术举动，它很有意义。实际上它是向美国明确传递了一个信息：中国不再接受美国对西太平洋地区的管辖。在以往我们基本上承认美日同盟对西太平洋地区是有管辖权的。有争论认为说，中国从来没承认过日美的空识区，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划，因为我们划了日美也不会承认。这个说法我不同意，原因在于中国是没有承认过，但中国在过去的绝大部分时间也没有挑战过。现在我们拒绝接受美国对西太平洋的管辖，不能用挑衅防空识别区的方式。所以，我们的办法是，让人人可见的知道，中国不再接受美国的管辖，我公布一套我的规则，但美国肯定也不认同，但没关系，这就形成了一个一对一的格局。我们必须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不再接受这种管理。而过去美国自认为在西太平洋地区，只要离开海岸线12海里他们就都管得着。这一举动的好处是，把退和进的成本交给了美国，也交给了日本。过去无论是进还是退成本都是我们的，现在变成我们主动出招以后，如果美国忍了，那这个成本是美国的；如果美国不忍，制造出新摩擦的成本也是美国的。所以，在东海空识区问题上，我们要积极主动地加强这种空识区的实际化管理。

在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中有个细节，就是我们对划设空识区之后其他国家的反应估计不足。美国两架B52闯入东海空识区之后，我们没有能够第一时间对外发布消息。B52不存在看不见的问题，这更多地反映中国长期以来的一种外交习惯，就是不主动公布对外信息。现在，我们要善于利用这样的工具，对外去传递我们实施的有效管辖，比如赶在美国之前把我们侦测到的两架B52的信息发布出去就够了，这就足以证明空识区是有效的。但我们没有。等到美国说了以后，我们再去说看到了飞机，别人就很难相信我们了。我认为这不是战略问题，只是一个经验问题。改变了策略之后出现一些新问题是必然的，只要大的方向不错，这些错误的成本都是可以被吸纳的。公众也不要对政府求全责备，对政策效果要宽容以待。

我高度看待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划分，是因为这是中国第一次公开挑战美国的所谓海空霸权。这意味着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不再寻求低调或容忍。但这自然就导致出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南海空识区的问题。

关于南海空识区问题。

南海空识区问题在“两会”之前曾经被炒得很热。我们来回顾一下。南海空识区问题的炒热是在2014年1月春节前后，日本媒体开始大量报道中国要划设南海空识区，引发美国的回应，向中国正式提出质询，并派出武装力量显示它的存在。而中国的答复是日本在编造谣言，我们没有这个计划。这就是问题了。第一，在2013年11月中国宣布划设东海空识区的时候，一位政府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过，中国会适时划设南海空识区。第二，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认为我们在南海没有感受到威胁。可是，在过去的20年间，中国在南海非常关键的两个诉求，一个是主权争端，一个是美国对中国的抵近侦查。怎么能说没有感受到威胁呢？所以，对于这个问题的应对，也是一个教训，也是经验上的问题。我们应该把这个球像东海空识区一样踢还给美国，明确地对外宣誓，美国对中国的抵近侦查是中国划设南海空识区的一个重要前提，如果你不停止我就划，你停止了我就不划。你去选。我们是根据美国的抵近侦查的范围来划定空识区的，这就回避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对南海的主张线是九段线。如果划设空识区，空识区一定在主张线以外。中国现在没有公布南沙群岛的领海基线，我们在西沙、东沙、中沙，包括黄岩岛都有海基线。如果以九段线为依据的话，南海空识区就必须划在越南领土上，那么国际社会的反应会是相当负面的。如果以美国抵近侦查的活动半径，往外划一定范围，就不存在领土和主权所谓基线问题，那就变成一个实际安全威胁评估问题。

总的来说，中国的国家战略没有大的改变，我们要对战术层面进行修订，对策略层面进行修订，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要讲究方式方法。一方面，专业部门要尽快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而另一方面，公众对这些问题要有更多的容忍，这是一个要试错累积经验的过程。

国家安全战略不是单纯对外，还有一个对内的考虑。涉及到反恐问题，昆明301暴恐事件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它告诉我们，国内的维安维稳问题不是一个地区问题，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国内维稳问题。另外，还涉及到信息安全。无论是昆明暴恐事件，还是马航事件，都暴露出来我们现在对互联网管理是存在问题的。所以，这方面的管理水平必须要加强。信息安全问题难度非常大，因为传统战略问题有历史经验可以汲取，反恐问题有其他经验可以汲取，信息安全问题在全世界都是一筹莫展。美国也存在问题，在斯诺登叛逃之前，美国在跟中国谈互联网行为规则，中国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斯诺登事件后就什么也不用谈了。中国认为首先互联网自由是相对的，这个自由是包括了信息自由以及系统自由。第一，我们认为美国人说互联网无中心是胡说，互联网中心在美国，所以我们的安全是受限的，我们需要建立自身的安全防范能力。第二，我们认为，除了信息的流动需要受到保护之外，信息本身应是无害信息，不能在互联网上散布仇恨、教授恐怖主义。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社会统计，现在大部分的信息来源已经不是来自于电视、报纸，不是来自于固定的互联网接入设备——电脑，而是手机，而手机上信息的主要提供者是自媒体。这是传统媒体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也是传统的新闻管理体制从来没有遇到的问题。这无疑会成为中国未来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必须要考虑的问题。这两年我国互联网发展的速度很快，而且我对我们的系统是有信心的。原来我们在点对点传输的互联网社交工具中技术发展相当落后，而现在腾讯公司是全世界第四大互联网公司，微信是全世界第二大点对点传输的社交工具的提供商，那么我们的管理和服务模式是不是能够跟上，这个问题同样不是个产业问题，是个国家安全问题。

今天我对中国十八大以来的国家安全工作做了一个梳理，重点放在对外方面，稍微提及互联网管理和反恐。以上仅代表我的个人观点。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凌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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