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的国外舆论新动向及其评析 （4）

三、坚持中国立场展开中国式思考

由于东西方在价值观、文化和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特别是意识形态之争，国外舆论对中国发展的认知和评价存在偏差，甚至敌视。“西方中心主义”一直是国外舆论的基本立场和研究的基本视角，在这种立场和研究视角下形成的研究范式，在解释东西方发展问题时，就成为一种带有偏见的思维架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美籍华人李成就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研究中国问题的视角要受到美国社会科学和美国主流舆论的影响。”①

显然，这种研究视角和范式由于处处以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使近代以来中国的一切变化都与西方的“冲击”密不可分，甚至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在西方的“帮助”下完成的，没有西方，中国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这些论调都是错误的。

国外舆论对中国存在偏见和敌视，从本质而言，是对其本国利益和国际战略服务的，是别有用心的，国际社会一切公正正义的人们都必然坚决反对。我们应清楚地看到，国外舆论在中国发展问题上并不公正、准确，甚至一部分人长期以来总是戴着“有色眼镜”来审视和看待中国的发展变化，时不时给中国戴上“妖魔的面罩”，这必然会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影响到国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解。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立场，展开中国式思考，对国外错误的舆论进行坚决的批判，利用我国外宣媒介和一切合法国际交往场所，宣传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话语权，树立良好的中国国际形象。国外舆论及其学者之所以在理解中国发展的问题上存在局限性，很大程度上是囿于他们对中国国情缺乏实质性的深入了解。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要想弄清事情的真相，必须进行调查研究。事实上，国外舆论及其学者在对中国发展的认知上，是缺乏“调查研究”的，或者说他们只重视了“研究”，而“调查”不足。尽管国外办了一些有一定影响的学术刊物，如英国的《中国季刊》和《近代中国》，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中国时事杂志》和《中国研究》，美国的《亚洲研究》和《中国述评》，除此之外，还有俄罗斯的《远东问题》，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印度的《中国报道》以及韩国的《亚洲视角》等等，但它们调查的深入度是有限的。

随着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主流价值的解构，西方学者对“西方中心主义”范式也在进行反思。在中国问题的研究方面，逐渐向“中国中心主义”范式转变。保罗·科恩（PaulCohen）呼吁美国学者“应当从囚禁在自己的近代经验的狭隘牢笼中解放出来，放弃近代化理论的整套术语，寻找另外一种西方中心较少的方法，来描绘中国的历史进程。”②

然而，西方的研究视角和范式仍然摆脱不了西方学者的思维定势，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仍存在着按西方模式发展的先在预定，实际上仍没有脱离西方范式的窠臼。中国选择的是一条有别于西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将为“世界和其他国家带来新的机会”③。中国的发展是“把不以扩张主义为出发点也不以霸权主义为必然归宿的发展前景启示给人类向着未来的历史筹划”④。全面阐释中国发展问题，将有助于消解西方舆论的偏见和敌视，使之站在更加公允的立场上看待中国发展问题。对此，中国学者要主动克服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发展问题上的不足，立足现实，面向海外，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指导下，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⑤，不断扩大空间场域的交流平台，正确把握和认知在当今世界大变革大发展中的中国发展问题。一方面，中国学者要重视调查研究。既要做深入的调查，又要做细致的研究，只调查不研究，不能把握事物的共性，也就不能了解事物的真正的本质；只研究不调查，只强调事物的共性，而个性的真伪是不确定的，这样研究的结果可信度就不强。因此，这里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就是通过调查研究获得鲜活的第一手资料，这样在阐述中国发展问题时就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另一方面，中国学者要善于“宣传中国”。对于中国发展问题要站在中国的立场进行阐释和解读，用中国学者主人翁的态度进行全面审视，要以主动、平等、自信的心态与国外学者加强对话交流。对于片面、歪曲理解中国发展的论调或观点要进行主动的批判和分析，要善于拿起“批判的武器”。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观点，因为他们的成果和观点凝结了对中国发展的独到的洞察和见解，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学者在视域上的局限。

要言之，研究中国发展问题，需要登高望远，站在世界发展大格局的高度，在当今时代发展变化的历史潮流中去认知和把握，既要对国外舆论进行批判与评析，又要勇于批判和吸收国外学者的一些合理见解，拓宽理论视野，借鉴积极成果，在中国发展和中国国际形象问题上掌握我们的国际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