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弘：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坚实软保障（2）

所以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北京这么多年一直在强调首都经济这样一个思路，就是要发展知识经济、总部经济、服务经济和绿色经济，这个战略提的非常好，但是为什么到了区县里边就是各种低端产业都会存在，包括批发市场，包括一些制造业，包括一些建材等等这种低端产业为什么会存在，就是到区县乡镇以后他不管你什么首都经济，他只管我产业能够发展、能够有税收，吃到碗里就是菜，为我的局部利益来考虑了，这样他的结果就和首都定位矛盾了，就是你号召是一方面，他做是一个方面，原因就在于你没有利益机制，没有约束机制。

再比如举一个例子，我们北京市很希望北京市范围内协调发展，我们中心城区发展的时候能够把郊区能够带动起来，所以我们采取了结对子的办法，我们每个中心城区都和一个郊区县结对子，一帮一的结对子，结了几年下来有什么实质性效果吗？依然没有，他没有办法。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区把一个企业转移到郊区去了，但是税收给谁？这边区舍不得放，那边区确实想要，第一年要不来，第二年要不来，然后停水、停电，都发生这样的纠纷和矛盾，这种情况下又需要政府出来协调。所以可以看到，即使在一个行政区内，不解决利益问题，简单通过行政区的这种合并也不行。

所以现在有一些专家学者说，要解决京津冀的发展，有一个思路，把北京、天津、河北合并，河北能解决问题吗？解决不了。所以我们明显的看到，合并了以后依然会出现北京市范围内的这种不协调的关系，依然解决不了。所以一定要在财税体制上做大文章，要彻底的改革、彻底的创新，形成一个试验区来探索。包括你的考核机制，不要考核GDP的增长、不要考核GDP的数量，要考核单位GDP的税收，每单位GDP的能源消耗、水耗，可以通过这样的逆向考核，希望大家能够去发展一些高端的产业，消耗能源少的产业，要把整个考核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彻底的解决，才能解决发展不协调的利益矛盾问题。

主持人：发展中的利益是非常非常重要还是敏感的问题，刚才强调从顶层设计上做好推进机制，接下来就涉及到每个人或者每个企业的发展空间和利益方面来更科学的进行一个财税体制的改革，针对的还是来优化利益资源的协调发展、利益分配，接下来咱们又说到了，利益问题我们注重了、保护好了，但是政策您也得配合吧，比如说区域之间来合作的话，中间肯定会存在很多制度的障碍，那么接下来我们应该怎样去设计更科学的一些政策的配比？

赵弘：这个政策，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政策创新，现在北京一个高考录取分数，河北一个高考录取分数，天津也是一个录取分数，首先涉及到，我要如果到了河北，我的孩子上学算北京的还是算河北的，马上就有这个问题。再比如，我们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这些制度都没有接轨，我们如何去接轨。所以现在人们看好的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内容，更核心的是看公共服务的差距，这个差距看的更重，所以人们感觉到，我宁愿呆在北京也不愿意到河北去，就在于这儿的各种服务的落差，公共服务的落差、服务水平的落差、制度的落差都存在着。所以我觉得下一步的改革还是很艰难的，就是要通过这种深化下去的政策创新、制度创新来扫除或者基本上扫除这种北京和周边区域的制度屏障，然后让我们市场主体、让我们的老百姓、让多少企业愿意选择到这个地方来。

这里面我觉得还有一条可以做的，就是我们国家可以设立一个基金，首都经济圈的协调发展基金或者结构调整基金，在国外也是这么做的，像法国，他在解决城市病的时候规定，在中心城区不再建设1万平米以上的写字楼和办公的空间，同时规定，能够腾退出的企业如果搬到外边、搬出市中心给予60%的搬迁的补贴，我们能不能参照这样的经验也设立这样的基金，比如我搬出去北京了，能不能给予这些企业适当的补贴？我的员工，即使有城际铁路以后我们要在路上忍受这样的一种交通处行的痛苦，能不能给予交通的补贴？搬出去的企业能不能给予一些财税方面的优惠，给他们更多的支持，让他们能够顺利的度过这种阵痛期、搬迁期？我们搬迁的目的，不是要把企业搞垮，是要把企业在另外一个环境更好的发展，甚至更上一个层次的发展，这就要做到很好的政策衔接，我们要通过资金的支持、政策的支持，让他们继续发展下去，否则的话我们的生产力就遭到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