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弘：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坚实软保障

主持人：赵院长，刚才咱们一直都是围绕硬条件来讲，我们说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这方面是两手都要抓都要硬，一个是硬条件，另一个就是软保障了，在建立所有保障的硬条件之后软保障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京津冀主体是多元的，而且规格都比较的高，如何更科学的然后来有效的建立一个推进机制呢？

赵弘：这点非常重要，我们说硬软并不是谁更重要、谁不重要，这两个缺一不可，都非常重要，硬是基本的条件，软也是我们推进这件事情必不可少的，就跟我们的电脑，没有电脑软件本身不存在，有电脑没有软件它这个电脑也是个机器，什么也运行不了，所以我们的软就在于我们这个体系，非常重要。

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推进机制。因为在这个区域我们看到，我们京津冀这个思路、这个概念提出来也很长时间了，从环渤海1985年、1986年就开始了，到现在已经接近30年了，京津冀的规划也有10几年时间了，为什么推进不了？原因很多，但是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在我们这个区域形不成一个协调推进的机制，这个机制困难不同于珠三角、也不同于长三角，在珠三角深圳、广州他们和周边城市的合作，他至少是在广东省范围内的一种协调，相对好一点。在长三角我们看到上海、南京、杭州他们的合作，上海更强大一些，他们的合作也是有一个比较容易推进的方面，特别市场经济比较发达。

我们京津冀地区的合作难度就在于我们这个地方规格很高，我们有两个直辖市，都是中央政治局的委员担任书记，我们还有一个河北省，两市一省，规格都很高。同时在北京，我们协调难度就更大了，我们有中央单位，有国务院单位，有中央军委的单位，以及这些单位下属的事业单位，我们的高校，我们这么多科研机构，这么多医院，这些级别都很高，多数都是副部级单位，在这个机构里边我们怎么协调，虽然我们北京有一个首都规划委员会，我们郭金龙书记作为规划委的主任，但是这个规划委主任我们如何协调中央单位，我们是很难操作的，没有通道，没有一个完整的、完善的、有效的机制，所以我认为这个区域合作确实是有难度。

因此，我觉得要推进我们京津冀的发展，国家层面上要有一个机构，类似于我们京津冀协调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该由国家领导人能够来担任主任来协调，只有形成这么一个强大的协调机制，才能推进这件事情往前迈进。因为现在看起来我们北京有积极性要解决城市病，河北有积极性要发展，天津也有积极性要建设北方的经济中心，实际我们合作的意愿都很强烈，但是如何做起来，谁来召集大家做起来，是很难的事，因为北京、天津学者认为是“双黄蛋”，北京事实上也是全国的科技中心，也是事实上的经济中心，虽然我们北京不提经济中心，实际我们的总部是最多的、服务业是最发达的，不提经济中心的经济中心，和一个提出来要建设北方经济中心的天津，这两个到底谁更有主导性一些，确实很难办。因此，我觉得我们各地积极性都很高，但是一定要有中央出面协调我们发展的愿望，把它引导到一个理性发展、科学发展的一个通道上，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点。

主持人：就是一定要单独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从上层建筑、顶层设计就开始。我们关注完怎样来构建有效推进机制之后咱们就该说说财税体制下怎么去发展了，当然这个也是我们搜集的网友里面比较关注的，这个可能更专业一点，就是说在我国现行的财税体制下如何构建一个区域共赢发展的利益协调机制？

赵弘：这是非常重要的，总书记这次在北京讲话里边谈到，我们北京、天津、河北都要跳出“一亩三分地”的思维模式，要树立一个新的观念，实际上我们看到，这种观念的形成和存在不是偶然的，这是我们长期所形成的财税体制所造成的，因为在我们国家，就是这种形成单位为单元，来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的发展，他必然是一个考虑自身的利益要放在第一位，因为你没有财税的这种保障就不可能来完成你的政府要干的事情，要给老百姓谋福利，要解决基础设施，要解决环境问题等等。那么必然就是各自考虑我如何才能最大限度的实现我的财税的增加、GDP的增加，久而久之必然是一种封闭的思维模式，北京考虑我自身怎么来发展，可能最多考虑到郊区县怎么协调，我很难考虑到跳出去北京把产业主动的转移到河北，很难有这种考虑。河北同样如此，它也是一种考虑自身的更多一些，我只要能发展，我老百姓只要能就业，我的财税收入只要能增加，关于产业落后不落后、污染不污染，可能会有这样的考虑出现，因此，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一定要从财税体系上来创新、来考虑。

我们专门去考察，比如华盛顿，他设立的这种首都财政就是非常独到的一个体制，在华盛顿市政府，他每年有各种预算，人员经费需要多少，要修多少路，建多少公园要花多少钱，桥梁维护要花多少钱，总之，他所有的开支都要做个预算上报连邦政府，连邦政府有一个司专门对着这个城市，你要追加预算要通过国会来批准。因此，这套独立的财政体制，就使得你这个城市专注于做好首都功能，没有发展经济的压力。

北京在目前财税体制条件下也是一种两难选择，没有财政收入就没办法做好四个服务，要有财政收入就必须发展一些产业，发展这些产业的时候必然带来人口的增加，人口增加了必然带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各种各样的需求，资源能源的消耗带来的环境污染，要解决环境污染，要维持整个城市的运行，我就需要更多的财力，又会带来更多的人口积聚，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使得北京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所以我认为，如果中央能够下决心在这个区域做一些改革的试验，比如我们北京能不能在一些区县，比如我们城六区能不能探索首都财政，让这些区专心致志做好四个服务，不要有发展经济的压力，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北京市的城区里边，这些区为什么要造概念，包括我们的CBD、包括我们的金融界、包括我们的东二环商务区、丽泽商务区，北京摊大饼不断的摊厚，摊厚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这些区县要财政收入、要发展经济，摊厚的结果就使得我们中心城区人口越来越多，单中心没法打破，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上还是要解决财税的问题、利益的问题。

包括我们周边的生态涵养区，包括我们北京北部和西部的这么多生态涵养的地方，承德、张家口、保定的一部分，我们都担负着生态涵养的功能，那么这些区域的发展我们不发展经济或者不发展很多的制造业，我们的老百姓的收入怎么保证，他们做生态能不能得到应有的利益补偿？能不能通过转移支付给这些地区老百姓应有的这种财税保障，这都是需要探索的，需要我们改革来实现的。通过这种改革能够实现我们整个区域里边大家一盘棋，不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考虑自身的发展，而是整体上来进行差异化定位、协同化的发展，这个利益机制不建立起来，那么我们很多的协同发展就不好办，我们叫做屁股决定脑袋，即使你中央号召，即使北京市政府有决心这么做，但是结果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