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多元共治,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编者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标志着我国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将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建立放在了战略性、全局性的高度，也预示了我国的治理模式的重大转变。在接下来的改革中如何更好地实现国家治理目标，完成执政使命成为广受关注的重要问题，为此理论网记者专访了中央党校教授毛卫平。

记者：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成为新中国唯一的执政党。经过60多年的奋斗，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实现了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发展成就。当然，任何执政党都存在执政考验问题。您认为，中国共产党将如何保持长期执政的地位，完成自己的执政使命?

毛卫平：苏联垮台以后，执政党如何把握执政使命这一问题备受关注，共产党能不能执政的问题也由此引发。共产党在全世界夺取政权的国家已经有不少，但能否成功执政、长期执政仍然有待证明。中国共产党怎么样才能长期执政，完成自己的执政使命，是我长期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之一。

要长期执政，首先要解决一个认识问题、基本理念问题。 革命成功以后，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曾指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实际上就提出一个问题，破坏旧世界已经成功了，建设新世界我们充满信心，但这是另一个问题，是需要重新学习的。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基本完成后，邓小平也曾说过：“我们前一个阶段做的事情是干革命。”“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搞建设这件事情比我们过去熟悉的搞革命那件事情来说要困难一些，至少不比搞革命容易。” 他还有一个比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全党还是小学生，我们的本领差得很。”后来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不只是一个谦虚之词。后来发生的一些比较大的挫折，主要问题是继续坚持阶级斗争为纲，“左”的错误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达到顶点。新时期有了重大转折，从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直到十七大，特别是到十八大，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三个规律的认识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视野。这三个规律恰恰是原来不大懂的，现在我们已经基本上从理论上把握了。我们党的这一套理论是有逻辑的，能够贯通下来。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主题的表述有两句话，“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际上这三者是紧密相连的，认识糊涂肯定不行，有了正确的认识，没有一个稳定的制度，也很难有效地进行下去，此外还需要一个完整的体系，要有能力去推动它，它们都是完成执政使命所需要的，三者加起来才能够完成执政使命。

作为执政党怎么来完成自己的使命，其中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管理。恩格斯曾经指出，执政要以完成社会管理为基础。任何一个阶级、任何一个政党凭什么执政，有效的社会管理是不可缺少的，起码要能够让社会生活正常地运转，所以管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里涉及到“治理”的问题。我认为，治理也是管理，没有必要把它们看成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治理”有重要的新内容，但是把它们对立起来的看法，是把管理看得太简单了。这样做的结果，容易割断历史，缩小它所包含的丰富内容。“社会治理”的实际内容，在《德鲁克管理思想精要》中就讲到过。我们既要看到新的内容，也要看到连续性。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由“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成为此次三中全会的亮点之一，您怎么看待这一变化?

毛卫平：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看，它突出反映了一个问题，即管理本身也是发展变化的。

首先，从管理学角度看待管理的变化，管理是很大的一个概念，是不断发展的一个概念。英国学者斯图尔特·克雷纳在其著作《管理百年》中提出过这个观点，按照他的划分，管理是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的，十来年就会发生一个明显的变化，所以他的书的目录基本上是十年一变。我们现在说的“治理”的内容，其实是存在于管理学著作之中的，特别是一些比较新的、比较好的管理学著作。德鲁克是西方管理学比较推崇的一个大师，他指出了很多我们今天讲的治理的问题。治理的解释各种各样，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多元共治”。从管理的角度来看，治理是一种比较高端的管理，是一种对全局的管理，是对管理的管理。它是宏观的，而不是具体的管一件事情，是将整个管理统一起来完成它的使命。这样来看，其中蕴含了重要的新内容。从理论到制度、到管理是一个变化一个推进，从管理本身来看也有一个推进。

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后，要完成建设使命，要长期执政，有两个问题要解决：第一，在观念上必须实现从斗争哲学向和谐哲学的转变。第二就是必须做好社会管理。恩格斯认为执政要以做好社会管理为基础。他说：“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维持下去。”就是说执政要以社会管理作为基础，认为需要重视管理。恩格斯讲这个话的时候还不涉及“治理”问题，但并不因此而削弱它的重要性。共产党历来是重视管理的。列宁从夺取政权一开始就很重视管理，提出革命成功以后，就要把注意力放到管理上来。邓小平对管理也非常重视，他在1978年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指出，干部新时期要学新东西，除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外，要学经济学，要学科技，要学管理。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讲了要吸取全人类文明成果，其中特别讲到“要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可见他对管理特别重视。今天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此是一脉相承的，不是突如其来的，同时又有新的重要的进展。

第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看待管理及其变化。去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全党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其中讲到了改革的哲学依据，讲了社会基本矛盾的矛盾运动，要求我们要进行改革，提出“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将这句话放到一个历史的过程中去分析，就会看得更加清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斯大林那里是不承认的，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完全适应的，不存在矛盾。如果说有矛盾，那就是外国帝国主义、间谍的破坏。毛泽东比他进一步，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这两个基本矛盾，只不过性质不一样，当然就不能用革命的方式去解决，就要用改革的办法去解决了。这个结论还是比较正确的，但是后来发生偏差，认为问题严重了，还要靠革命靠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也没有解决问题。

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基本矛盾如何看待，过去马列教科书里，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是冲突和对立，靠革命斗争来解决问题，推翻旧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使它跟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但是在建立一个新的制度以后会不会有矛盾、这个矛盾的状况是什么样子、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马克思基本没有讲，他考虑的是革命。毛泽东讲到了，应该说还比较正确，但是后来失误了。现在这个矛盾依然十分尖锐，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问题很多，这就存在如何解决的问题，不承认肯定是不对的，抹杀矛盾、掩盖矛盾肯定是不行的，也不能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办法。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全面改革，这是这个阶段上解决问题的基本办法。

第三，从现在学界的新观点看待管理的变化。现在学界提出的一些新观点，实际上是认为社会基本矛盾任何时候都有，但情况是不太一样的，会有一些关节点上对改革的要求更加强烈。有两个说法学界探讨得挺多，但是意见不统一。一个是“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落后国家要搞现代化，开始发展会比较顺利，但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附近，问题会比较多。如果不从制度上加以解决，发展就持续不下去了，社会矛盾会比较多，发展方式也不对了。很多国家都在这个地方停滞下来，只有少数国家成功了。我们国家好像也到了这一步了，201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大体上到了这个关节点了。还有一个相关的“制度高墙”说。“制度高墙”讲的是同一个意思，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通过研究统计了一百多个国家的指标，对这些国家的制度优劣状况进行定量分析，他发现，当人均收入在11000美元以前与制度优劣的关系不大，此后跟制度的优劣关系就比较明显。反观我们国家，体制如果有问题，可能在前一阶段问题还不那么突出，发展到这个阶段可能会比较突出，就会感觉原来的发展方式行不通了。此时社会矛盾也比较突出了，人们的政治诉求等方方面面都跟过去不太一样，所以改革更具紧迫性。如果说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那么，这个时期的改革是一个关键点，是一个更加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