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就是制度创新的问题

中国经济经过30余年接近10%的平均增长，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目前正转向“结构性减速”时期。2014年及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将在较过去30年平均水平略低的7.5%左右的平台上运行。在此期间，改革红利如何释放，如何避免过度投资等刺激性政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房地产拐点是否来临等问题引起各方关注。为此，本刊专访了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经济学家成思危，就步入中高速增长周期的中国经济面临哪些问题，改革如何破局进行解读。

“向改革要红利，不能因为有反对的声音，就不改革了，这绝对不行”

中国新闻周刊：你最近谈到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环境问题、地方债问题以及GDP依赖这三大挑战，这对目前中国经济有何影响?

成思危：其实我已经在诺奖论坛演讲时把这个内容修改了一下。三大挑战，第一是环境，第二是政府债务，第三是GDP崇拜。

环境问题不需多说，如果老百姓的健康都不能保证，发展经济有什么用?

关于地方政府债务，最近有些不同看法，有些人说可控就不可怕。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原来说10.7万亿，最近摸底调查是将近20万亿，数量巨大，且还在继续增加。若有三分之一的地方政府没有还债能力，再加上有还债能力的赖着不还，能拖就拖，债务风险就会上升。

万一还不上，一些地方债会变成银行坏账，那就得中央财政来负担。我认为中央财政不应该去买单，不能鼓励赖账。

银行坏账靠什么冲销，靠存贷款利率之差赚的钱去冲销，并不真正由银行来承担，说到底还是老百姓和企业去负担，这显然不合理。如果没有这些坏账，存款利率可以提高，贷款利率可以降低，流动性会更好。

当然现在没有赖账，但借新债还旧债值得警惕。其结果是，钱根本没有进入经济发展当中，也未发挥作用。“借新还旧”实际上是不断地在延期、展期，展期的结果是本金不用还了，扔给下一届还，这怎么行呢。尽管说地方债可控，但它的消极的影响不可否认，所以我认为“可控就不可怕”的说法不对。

解决地方债问题需要更高智慧，要区别对待，能发行债券的应该允许发债，但必须控制好用途，经评级机构做出信用评级后方可进入市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自己想办法，提高地方的经济运行效率和劳动生产率，逐步消化掉。不能依赖中央政府，更不能依赖银行来解决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制度创新是改革红利之源，李克强总理谈到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如何理解这里面的逻辑关系?

成思危：去年3月我与吴敬琏、厉以宁、林毅夫几个人写了一本书，其中第一篇就是我写的，叫做制度创新是改革的红利之源。主要是讲究竟改革的红利从哪儿来，那篇文章很长，我只能简单地说 改革红利最根本的是要从制度创新中来。

我当时提了四大问题。第一是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第二是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第三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第四是处理好集权和分权的关系。

现在有很多问题，很多经济上的浪费是由于法治不够，过多的人治因素造成的。比如说一个地方的规划，本来做好了，新的领导来了，说不行要改。有一个市就是这样，原来领导说发展城市的东面，动员外商投资，一窝蜂就上去了，最后这个书记走了，新来的书记又说要发展西面，东面就没有人去了，造成巨大的浪费。

没有法治，只有人治，经济发展必然不健康不正常，那么很难取得改革红利。但现在政府任何一项改革，都有人反对，改革难度非常大。但只有依法行政、依法办事，方能获取改革红利。

对于公平效率关系，我认为，如果是没有效率的公平那是低水平的公平;没有公平的效率是不稳定的效率。只管效率将导致社会不稳定，效率也无从谈起，反过来说如果只讲公平，不讲效率，也只是低水平的公平。

政府和市场关系就不多说了。大家都知道，集权和分权是个问题，如果地方不听中央的，那就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中央如果不考虑地方的具体情况，不考虑地区差别，一刀切地制定政策也不行，毕竟发达程度不一样。

这些问题都是影响改革红利的因素，所以我说把制度创新问题，把这四大关系解决好了，改革才能够更顺利的进行，才能够取得更多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