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就是制度创新的问题（2）

“经济总量的基数大了后，增速放缓并不可怕”

中国新闻周刊：最近谈中国经济周期律的有很多，按照你观察的中国经济周期律，你对中国可接受的经济增长作何解读?

成思危：我们研究过，中国的经济周期文革以后大概十年一个周期。1984~1992年算一个周期，然后是1992~2002年算一个周期，2003~2012年这是一个周期。2003~2012年周期是高速发展期，平均来说大约10%左右的经济增长，是比较高的。

但必须看清楚，在这期间，通货膨胀率最高到了5.4%，此外环境问题恶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的雾霾是上一个周期造成的。我们算过，2005年因为能效低、环境污染、加上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损失占GDP的13.5%，2010年的数字是12.3%，都超过当年的GDP增速，因此环境恶化是必然的。

目前我们已进入中高速发展周期，就是速度要降下来，把GDP水分挤掉，要把环境这些问题放在重要的地位来处理。在此周期，我对经济增长的估计是7%~8%之间。李克强总理讲的叫做增长保下限，通胀控上限，我认为增长的下限是7%，通胀的上限是4%，这是一个正常的较为合理的区间。

当然周期是有增有减的，所以我考虑大概用五年时间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调结构、转方式，到2019年的时候可能会高一点，会超过8%。由于我们基数大了，到下一个周期时，6%~7%的增长就足够了。所以我说这个周期在7时代，下个周期在6时代。这并不可怕，基数高了以后，像美国3%的增长，从绝对量来说，那就相当于我们6%~7%了。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想知道你所谈到的7%~8%的增长靠什么支撑?

成思危：我讲了三点，第一就是城镇化。第二是靠新一轮的土地制度改革，第三靠创新。

城镇化现在每年是差不多增加一个百分点，仍有潜力可挖。其实农民现在的劳动生产率是很低的，大概每年每人真正农业生产创造的增加值是 300~500美元，可是如果到城市来做工，他创造的增加值就是一万多美元，这就多创造多少社会财富。创造社会财富经济才能增长，当然前提是农民到城市来要能就业，只要能就业，他创造财富就比在农村高得多。

第二，新的土地制度改革，包括农村建设用地、集体建设用地跟国有土地一样进入市场，增值收益在国家、集体、个人之间合理分配，这一块给农民提供了一部分收入，加上承包权确权且长期不变，而承包权也能够转移，这使得进入城市的农民又多了一块收入。

确权的问题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一块明确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时间问题。

第三，农村集体的事业，也是明确了农民的股份，也享受分红。最后是农民的宅基地，农民享有用益物权，这几块加起来，进入城市的农民就不是一无所有。留在农村的农民收入相应也提高了，只有收入提高，才能够去通过消费拉动经济，没有钱你怎么消费，怎么拉动经济。

最关键的还是创新，所谓创新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投资并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投资是可以增加就业，可以增加GDP，但是要想增加人均创造的增加值，要靠技术进步，靠劳动者素质的提高，靠管理的改善。

所以要从这三个方面建设创新型国家，从这三个方面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包括发展职业教育，加强职工培训，再加上加强管理，从这几个方面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提高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