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政策的设计历程（2）

参与计划生育国策设计

到上世纪70年代，对人口增长的忧虑逐渐引起管理层和学者的注意。1973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标志着将计划生育纳入了政府行为，提出“晚、稀、少”的要求：即晚婚、晚育；拉开生育间隔；减少生育数量。当时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生育政策口号。

1974年起，国家把人口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规定了具体的人口增长总量指标。1978年新一届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成立。1979年1月，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召开全国计生办主任会议，提出 “今后要提倡每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间隔三年以上”等要求，并提出到2000年实现人口生育率零增长的目标。

实现人口零增长，涉及未来的人口变动和发展，需要作出科学的人口预测。当时我国人口已近1O亿，而从事人口研究的人却非常少，缺乏预测手段，只能大致地计算。恰在这时，七机部二院副院长宋健等人提出将自动控制论应用到人口预测中来，因为需要人口学家参与，宋健找到田雪原，与李广元等人常常利用星期天等业余时间，在月坛北小街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一起讨论研究，最后形成了多种方案的中国百年人口预测结果。该预测由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经济学家许涤新推荐给当时主管人口工作的陈慕华同志，并转报中央政治局。

1980年3月—5月，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办公厅召开人口座谈会，对人口问题进行了5次规模不等的讨论。当时正式出席会议的有63人，包括中央和有关部门的领导25人，自然科学家19人，社会科学家19人。人员涵盖了国家计委、经委、公安部、民政部、卫生部、教育部等部门的领导，以及中科院、社科院、首都高校人口学、医学、遗传学、生命科学和控制论等方面的专家。

会议最后形成了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9月，《中共中央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至此正式揭开中国人口控制、施行计划生育的国家政策。

在座谈会中，田雪原负责起草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按照领导要求，他还分别撰写了以个人署名的几个《附件》，以示对这样的论证负有责任。对长期以来社会舆论对施行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批评质疑，田雪原表示，事实上，对人口控制政策的讨论是慎重深入的，当时的两个文件奠定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生育政策的基调，产生了很大影响。“今天看来，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以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为主要标志的生育政策，绝不是‘拍脑袋’的结果，而是经过认真地讨论和论证，对其实施后果进行了深入研究，符合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抉择。”田雪原说。当时讨论的问题很多，诸如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会不会影响到孩子智力？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以多长时间为宜？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会不会造成老年人口为4、成年人口为2、少年人口为1的家庭“421”年龄结构？等等。“人口座谈会讨论了方方面面的人口问题，特别是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2000年人口控制目标、人口零增长等敏感问题。我参加这个座谈会也很受教育，这是一次充分发扬民主、科学决策的会议。所以很不赞同社会上有的人说当初什么都没有考虑，是一个不计后果的错误决策。”

学术研究历程

对自己的学术研究历程，田雪原将其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重点是人口理论的拨乱反正。中心是以为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平反为契机，破除“人口迅速增长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教条，在论著中提出并论证了我国人口问题的过剩性质，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政策建议。

第二阶段，重点是为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召开5次人口座谈会，共商国家人口大计。田雪原除了用研究结果力陈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及其政策选择外，受主持会议的中央领导同志委托，还担负会议向中央书记处起草报告的任务，并受命就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会不会导致新生儿智力下降、劳动力供给短缺、老龄化不堪负重、家庭发生“421”年龄结构、人口城乡和地区分布结构发生逆转等问题，以个人名义写出附件，备领导查询时参阅。此外，1984年主持《2000年的中国》首篇《2000年的中国人口和就业》研究，由于是内部研究报告针对2000年全国人口控制在12亿人以内目标，提出12亿人、12．5亿人、12．8亿人低、中、高三种方案，提出倾向于12．5亿人左右的政策选择，以及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调整人口结构相结合，并以数量控制为重点的人口发展战略，对政府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重点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老龄化以及城市化问题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中，田雪原已经注意到控制人口数量增长和生育率持续下降后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的问题。“七五”时期田雪原主持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老年人口调查和老年社会保障改革研究”，在国家统计局城乡抽样调查队的支持合作下，进行了1987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完成老年人口、经济、社会三部专著和报告，提出并阐发了社养、家养、自养“三养”相结合的养老保障体系，及其相应的政策建议。与老龄化研究同步的是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研究，分析了改革开放给人口城市化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的态势和发展趋势，提出加速推进户籍改革的建议。

第四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期，侧重微观的家庭经济与生育，并涉及中观社区研究。提出要落实人口发展战略，除了宏观上要制定人口发展目标和做好发展规划，注意到人口老龄化等影响外，还必须取得中观和微观层面上的支持，将战略变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期间，田雪原承担了“八五”国家重点和联合国资助项目“中观家庭经济与生育研究”。1992年进行了中国10省市家庭经济与生育抽样调查，出版了抽样调查资料、报告和专著，提出并阐发了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理论，给出了具体计算方法，取得创新性成果。

第五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将人口发展战略纳入可持续发展视野，提出并阐发了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体系：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一切发展都可以归结为资源的物质变换；人口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只有人类参与的资源的物质变换才称得上发展；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终点，可持续发展最终是为了给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调节器，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主要依赖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结合中国实际，田雪原重点研究人口与经济——总体人口与生活资料、劳动年龄人口与生产资料、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人口城市化与产业结构、人口文化教育素质与科技进步、人口地区分布与生产力布局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对人口政策的评价

如何评价中国“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国家政策？田雪原说，30多年后回过头去看，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对不对？“我认为，这个政策反映了上自中央领导、下至黎民百姓的愿望，集中了包括专家学者在内的各方面的智慧，是符合实际和切实可行的。为什么？从根本上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人口多寡并不是目的，目的是让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发展得更好，全体居民生活得更好。中国封建社会庶众人口观和形形色色的众民主义，都把人口多寡作为目的本身，而将人口的生存和发展列为其次，这就难免本末倒置。”

田雪原认为，30多年的实践证明，当时对人口变动和发展趋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制定的政策是成功的。“不过，也不是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已经尽善尽美了，包括人口政策在内的任何政策，总是要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后，人口的变动又走到十字路口，人口政策面临新的抉择。”

他表示，历史推进到21世纪，人口变动与发展面临新的态势。一是人口增长的势能减弱许多，2030年全国人口增长到l4．65亿左右时，即可实现零增长；二是劳动年龄人口增加到临近峰值，2017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增加到10亿将成为由增到减的拐点；三是人口老龄化加速推进，205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可上升到23％的高水平；四是人口城市化步入S曲线中部，呈加速上升趋势：五是出生性别比持续攀升，与现行生育政策的关系值得重视。

因此，田雪原提出了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三步走”的政策战略选择：第一步是把高生育率降下来，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类型的转变。1992年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标志着这一步已经完成。第二步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直至实现人口的零增长；同时注重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结构的合理调整。这一步预计2030年前后可以实现。第三步是零增长以后，由于人口的惯性作用将呈一定程度的减少趋势，再依据届时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及资源、环境状况，作出理想适度人口的抉择。

现在是走好第二步，为第三步战略的实施创造条件。他认为，在生育政策的选择上，一是全国不分城乡，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结婚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二是农村一方为独生子女者结婚，允许生育两个孩子。三是在有效制止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条件下，农村可不分性别普遍生育两个孩子。只要真正做到“限三生二”，不会造成农村和整个社会生育率有大的反弹。（记者 李成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