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政策的设计历程

中国人口政策的设计历程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持国家重大、重点项目6项,联合国、美国、日本合作项目5项。在人口理论拨乱反正、人口发展战略、中观人口控制与社区、家庭经济与生育、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障、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发表了独立见解和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

1984年被授予首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8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成果一等奖,1996年获 “中华人口奖”(人口最高奖),同年,《论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获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001年主编《马寅初全集》获“国家图书奖”。科研成果中还有十多项获部委级特别荣誉奖、一等奖。

1980年3月的一天,中南海西楼会议室。

包括国家计委、经委、公安部、民政部、卫生部、教育部等部门的领导,以及中科院、社科院、首都高校人口学、医学、遗传学、生命科学和控制论等方面的专家近百人汇聚在一起,进行了一场即将影响全国亿万家庭的大讨论。讨论的内容是: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是否可行?会遇到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作为其中的一员,田雪原以人口科学专家身份,担负会议向中央书记处起草《报告》的任务,并受命就相关讨论问题以个人名义写出附件。随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田雪原以其研究成果,成为参与这一对中国亿万家庭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国家政策的设计者之一。

结缘人口科学研究

田雪原一生从事人口科学研究,从1964年北大经济学系毕业算起,50年的学术生涯基本都凝聚在了人口科学的研究之上。田雪原说:“我对人口科学有很深的学术情结,我的相关著述包含着我的情感:一种期盼国家尽快强盛、人民尽快富裕起来的深情。”

“我出生在‘煤铁之城’本溪,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日本鬼子的大刀,刀光剑影伴随着‘八格牙路’的吼声,在中国劳工面前回荡。当时我还不知道有一个偌大的中国存在,只知道山海关外的伪满洲国。”田雪原对本报记者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不久,做教师的哥哥拿来了一本方志敏烈士的遗著《可爱的中国》给田雪原读——“我把它称之为打开我心灵天窗的第一本启蒙读物,当读到帝国主义列强宰割祖国母亲的身体、吸允母亲的乳汁时,我心头充满悲愤,从而立下了为国家富强献身之志。”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前夕,田雪原抱着这样的志向走进北京大学,“心中好不欢畅”。

不过,入学不久田雪原就赶上了第二次批判北大校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这使他陷入迷茫。于是,田雪原躲到北大图书馆第五阅览室一隅,找来马寅初发表的《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等文章,同时也找来一大堆批判文章阅读研究。“我越读越觉得马老关于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论述讲得很有道理,更为其年近80而誓死捍卫真理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所感动。当时不清楚,正是这种情结和不同认识,埋下了后来我为马寅初《新人口论》翻案和走上人口科学研究的种子。”田雪原说。

1964年,田雪原从北大经济学系毕业,先是参加了两年“四清”,接着便是“文化大革命”和“干部下放劳动”。除了和这一代人大同小异的经历外,作为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说史的学人来说,原来盼望中国强盛、人民尽快富裕的情结受到莫大伤害——“为什么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忧虑的是生产过剩,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国家则被短缺所困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30年后,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这使我的国家尽快富强起来的愿望跌到了失望的边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给田雪原的感觉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于是他立刻投身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中去,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调整是目前国民经济全局的关键》、《为社会主义的托拉斯恢复名誉》等几篇经济论文,把憋了多年的经济理论上的情结呐喊出来。不过,对田雪原来说,积压多年的最大学术情结,还是1959年入学后那场对马寅初的批判,“于是我把积累的资料整理出来,写出并发表了《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等几篇文章,又将马老的其他几篇有关人口的文章汇集到一起,以《新人口论》命名重新出版,三年内连续出了3版,在人口理论拨乱反正中发挥了作用,自此,我便同人口科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翻案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短短三年,全国人口即完成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转变。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时已达到6亿人,出生率上升到37.0‰,死亡率下降到14.0‰,自然增长率创23.0‰新高。于是,这种情况为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人所关注和警惕,“一五”国民经济计划报告中有了“适当地提倡节制生育”的提法。

其时,关注人口快速增长问题的有识之士,具有代表性的有邵力子,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第二次会议上,呼吁宣传避孕知识,放宽对人工流产的限制;还有马寅初,1954年至1955年他先后三次考察浙江,形成对人口问题比较系统的观点,在人大代表浙江小组会上作了“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他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这就是他的《新人口论》。

《新人口论》的发表引发一轮人口问题讨论热潮。早在二三十年代就主张节制人口的社会学派节制主义者陈长蘅、陈达、吴景超、费孝通等纷纷发表文章,阐发他们的人口主张。不过,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风刮起,这些人物纷纷遭到批判,社会学派节制主义代表人物无一例外地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1959年,康生亲临北大点名并发出“属于哪个马家”的怪论之后,整个燕园对马寅初的大批判不断升级,到1962年,马寅初完全从北大校园、全国政坛和学坛上“消失”,彻底蛰居寓所。

1979年8月5日,田雪原根据多年积累的资料,写了《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的长篇文章发表于《光明日报》,作为对过去《光明日报》错误批判马寅初人口理论的清算,这篇“重要文章”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说心里话,当时撰写和发表这样的文章是需要一点勇气的。因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批判之后,人口问题很长时期成为无人敢于触动的禁区,传统的、权威的观点,是原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口不断迅速增长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教条。对此提出异议,弄不好有可能被戴上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帽子,马寅初等被批判的情景历历在目。”田雪原说:“通过为马老的新人口论平反,带动了整个人口理论的拨乱反正,也为新人口政策的制定做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责任编辑:董洁校对:张少华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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