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分裂国家的地缘政治
以1991年8月乌克兰政府发表国家独立宣言、正式脱离苏联为标志,乌克兰结束了337年和俄罗斯结盟、并事实上接受后者统治的历史,首度实现了国家的真正独立。在此情势下,如何巩固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进而寻求未来发展,已经成为摆在乌学者和政治精英面前的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对乌克兰民众的民族国家观念及其与乌当前领土边界现状的关系的研究,也因此而成为乌当代地缘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11]
面对独立之初乌克兰国内普遍洋溢着的乐观氛围,乌当代学者列昂尼德·什克利亚尔(Leonid Shklyar)冷静地评论道:虽然乌克兰在20世纪临近结束之时终于实现了民族独立的政治目标,但由于乌克兰长期处于异族的统治之下,缺乏较为成熟的独立民族观念,乌民众和政治精英对于乌克兰民族世代生存繁衍的土地家园及其地缘政治意义显然都不甚了解,对于乌的领土构成和政治—文化—地理状态同样知之不详。[12]学者伊戈尔·赫列斯廷(Igor Khrestin)也同样认为,尽管自19世纪末期以来,以赫鲁什维斯基为代表的部分乌克兰学者就致力于鼓吹传播乌克兰民族与其历史家园之间的紧密联系,但长期以来乌克兰民众对于自身民族发展的认识依然极为欠缺,对于自己的领土边界也缺乏明确的概念。[13]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当今乌克兰很大一部分民众和族群对乌克兰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基础缺乏清楚认识,妨碍了在其领土边界范围内建构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观念和政治认同[14]。对乌克兰国家的发展造成了直接的损害。
这些学者格外担忧地看到,乌克兰在实现独立之后,其所继承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领土远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地理—文化实体,而仅是一幅由乌克兰人、俄罗斯裔、犹太人、白俄罗斯裔、波兰裔、鞑靼人以及其他少数族裔定居地拼接而成的五彩斑斓的地图。他们不无沮丧地发现,在独立以来2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乌国内各族群聚集地之间在社会、文化、经济发展和政治认同上存在的巨大裂痕并没有消融的迹象,反而益发扩大了。一项民意调查发现,乌克兰独立17年后的2008年,仍有12.5%的乌克兰公民并没有将乌克兰视为祖国,同时有31.5%的人并不以自己的乌克兰公民身份为荣。[15]在乌克兰东部俄罗斯族聚居区域,特别是在顿涅茨克和克里米亚地区,这一比例更高。面对这一局面,乌学者维克托·斯捷潘尼科(Victor Stepanenko)指出,尽管在1991年的全民公决中有超过90%的乌克兰公民投票赞成独立,但现在看来,这一结果的出现显然更多的是出自社会和经济考虑,而不是争取乌克兰民族独立观念的胜利。[16]
部分乌克兰学者指出,独立后的乌克兰之所以没有能够建构起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观念,其根源在于不同地区的民众在身份认同上的巨大分歧。乌学者维亚切斯拉夫·尼库林(Vyacheslav Nikulin)借助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观点来解释这种现象。尼库林指出,西方文明与东正教文明的断层线一直贯穿着乌克兰领土,独立后的乌克兰实际上是一个“具有两种文化的、分裂的国家”。[17]在历史上,乌克兰西部几度归属波兰—立陶宛或奥匈帝国,生活在这里的绝大部分西乌克兰人是东仪天主教信徒,讲乌克兰语,具有较强烈的乌克兰民族观念。而东乌克兰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信奉东正教,讲俄语,格外关注与俄罗斯在历史、种族和文化上的传统联系。特别是在克里米亚地区,该地区直到1954年前仍是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只是在1954年为庆祝俄罗斯与乌克兰合并300周年,赫鲁晓夫才决定将该地区并入乌克兰的。出于不同的历史记忆和不同的思考方式,不同地区的乌克兰人在认识判断“自我—他者”、“敌人—伙伴”时往往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在那些生活在克里米亚和东部俄语区的乌克兰人看来,“乌克兰人是俄罗斯人的兄弟,两者属于共同的家庭”。但那些生活在乌克兰西部,在历史上与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有着密切联系的乌克兰人,却视自己为欧洲的一部分:“我们原本就属于欧洲”[18]。
在乌克兰地缘政治学者看来,正是这种情况的存在,使得独立后乌克兰不同地区的民众在政治—地理—文化身份上的观念冲突仍在继续,甚至不断激化。乌学者在这方面的忧虑显然不是无的放矢:自独立以来,乌克兰东西地区在历史、文化和心理上的巨大差异一直以政治斗争的形式集中显现,乌国内各地区在文化和语言上的分界线大致上与政治上的分界线相重合。早在1994年的总统选举中,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获得了西部13个州的多数选票,而其对手列昂尼德·库奇马(Leonid Kuchma)则在东部各州获得了支持。在2010年的选举当中,乌克兰中西部民众大多支持橙色革命的主要领导者、著名亲西方政治家尤莉娅·季莫申科(Yulia Timoshenko),而东部选民则支持来自东部顿涅茨克州的维克多·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ich)。而上述这些政治人物在国内治理、经济转型、政治改革等问题上的不同主张,也基本反映出乌克兰东西部地区民众在上述问题上政策态度的尖锐对立和互不妥协。正是在这种政治对立长期未有丝毫缓解、地区离心倾向显著增强的局面下,很多乌克兰民众开始对乌克兰民族国家的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一些国际观察家甚至也在暗示,这种趋势发展下去,赢得独立仅仅20年的乌克兰,“很快就会分裂为两个国家”[19]。
出于以上原因,在独立后的乌克兰,统一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建构过程仍远远未能完成,如何融合乌克兰国内各族群及其聚居地之间在政治—文化—心理上的深刻裂痕,构筑一个具有足够包容性、兼顾国内各族群历史文化考量的“地缘政治想象”(geopolitical imagination),依然是一个迫切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但总的来说,虽然目前绝大多数乌克兰地缘政治学者都对该问题的严重性具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在相关领域中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案例分析,得出了一些较具解释力的结论,但总体上,他们论说的描述性内容多于规范性概念,其中的悲观论调也远远多过提出一些较具前瞻性和可操作意义的政策主张。从这个角度看,至少在精神格调和政策主张的实用性上,冷战后乌克兰学者对于乌国内地缘政治的考察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些着力争取民族解放、鼓吹构建统一民族国家的学者形成了较大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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