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乌克兰的地缘政治思想

从字面上理解，乌克兰意为“边陲之地”[1]。这一名称形象地反映出乌克兰民族发展历程中所经历的诸多苦难。在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乌克兰的领土处于分裂状态，分别为不同的帝国所占据。在政治形态上则表现为是这个或那个帝国的边陲地带：17至18世纪，乌克兰处于俄罗斯帝国、波兰—立陶宛邦联(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之下；19世纪时，沙俄帝国和奥匈帝国占据着乌克兰的领土；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短暂时期里，乌克兰处于原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的领土赢得了一小段时间的独立，但稍后不久即作为一个加盟共和国加入苏联，而第聂伯河以西的乌克兰领土则被归并于新独立不久的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西乌克兰领土的回归，作为苏联第二大加盟共和国的乌克兰至少在名义上实现了领土的统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以1991年宣布独立为标志，乌克兰领土部分或全部隶属于异族统治的历史终于宣告结束。

作为一个虽具久远民族文化传承，但在历史上却几乎从未真正独立过的国家，刚刚独立的乌克兰在国内治理与对外政策实践方面显然缺乏足够的经验。与冷战后部分学者对乌克兰地缘政治作用的极高期望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独立以来的20余年时间里，乌克兰存在的一系列亟待解决的国内外问题丝毫未见缓解的迹象：政治争斗不休，经济发展乏力，社会转型进程艰难，地区离心倾向显著增强。与此同时，由于缺乏明确一贯的外交政策，乌克兰不得不在外部大国的压力下左右徘徊，在一些事关本国利益的重大国际事务中进退失据。面对这一异常困难的国内外局势，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很多乌克兰学者在回顾乌民族发展历程、反思乌民族文化传统、审视乌地缘政治形态的基础上，开始重塑乌民众对于自身及所处世界的理解与想象。他们希望以此作为乌国内治理与对外政策的思想基础，从而为乌克兰民族国家的未来发展提供理论襄助。这些学者的探索与思考，反映出冷战结束后乌克兰国内社会意识的巨大转型，同时也反映出乌民众在认识判断自身政治—文化—地理身份上的深刻分歧，形成了一些颇具特色的地缘政治话语模式，对当今乌克兰内外政策发挥着日渐显著的影响。

一、冷战后乌克兰地缘政治的思想渊源

冷战后乌克兰地缘政治的思想渊源，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部分乌克兰学者的相关论述。在致力于唤醒乌克兰民族精神、争取乌克兰民族解放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乌克兰实现民族独立的短暂时期里，以米哈伊洛·赫鲁什维斯基(Mykhailo Hrushevsky)、斯捷潘·鲁德涅斯基(Stepan Rudnitsky)、尤里·利帕(Yuri Lypa)和米哈伊洛·德拉霍曼诺夫(Mykhailo Drahomanov)等人为代表，部分乌克兰学者企图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致力于发掘乌民族精神与其领土空间的紧密联系，分析和反思长期被异族(特别是俄罗斯帝国)统治的根源，从而为乌克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民族国家构建以及未来的发展提供正确的战略指导。

这部分学者关注的重点，在于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论证乌克兰实现民族独立的正当性和可能性。乌克兰近现代最著名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赫鲁什维斯基早就主张，乌克兰人民作为一个民族实体，早自它与邻近的摩尔多瓦、匈牙利、波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等民族相分离时，就已经在黑海北部广阔的草原和森林—草原地带定居，这里周边被黑海、喀尔巴阡山脉、高加索山脉南部、波兰的沼泽和森林地带所环绕，形成一个相对完整、单独成片且具有独特内聚力的地理区域，构成了乌克兰人世代繁衍的民族家园。[2]历史学家米哈伊洛·德拉霍曼诺夫和尤里·利帕也认为，与历史上曾先后统治乌克兰的波兰和俄罗斯帝国相比，乌克兰民族家园具有独特的地缘政治属性：“黑海在物质和精神上通过自北向南的自然水系将乌克兰的领土连接了起来。它连同流向黑海的诸多河流是乌克兰民族古老的、便捷的高速公路，第聂伯河是‘乌克兰的中枢神经’”。正是借助这个巨大水系所构成的网络，“乌克兰最终形成了一个单一习俗、语言和宗教的领土”。与之相比，波兰与俄罗斯实际上具有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属性：“波兰是一个波罗的海国家而非黑海国家；莫斯科大公国也主要是一个波罗的海国家和里海国家，只是莫斯科大公国沿顿河方向的扩张使它最终来到了黑海”。[3]从这个角度说，尽管乌克兰民族在很长的时期内均处于俄罗斯帝国和波兰的统治之下，但乌克兰与后两者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属性，为其争取独立的政治诉求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自然与历史证据。

在充分肯定乌克兰独特的地缘政治属性的基础上，这些学者也明确意识到乌在自然地理上存在的巨大缺陷。乌克兰地理学的主要奠基人鲁德涅斯基不无遗憾地看到，与其他许多早已独立的民族和国家相比，乌克兰在北部、东南部和东部均没有可靠的自然边界：除了其南部濒临的黑海及其向西一度曾经达到的喀尔巴阡山脉之外，乌克兰领土周边明显缺少一些由高山或河流构成的自然疆界。正是由于缺乏地理屏障的保护，导致在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里，“乌克兰的政治边界一直不稳定，其领土也并不完整”。这正是乌民族在历史上极难保持民族的自由独立、相反却不断遭受异族入侵和异族统治的重要原因。[4]实际上，早在19世纪初期时，乌克兰著名诗人叶甫根尼·格瑞比昂卡(Yevhen Hrebinka)就曾特别鲜明地表达过类似的思想：“如果有人能够围绕乌克兰设下由海洋和高山组成的封锁线的话，乌克兰就可能赢得独立；但现在她就像一棵路边的柳树，不断地被所有经过的人所践踏。”[5]

这些学者特别重视俄罗斯对于乌克兰地缘政治形态的塑造与影响。尤里·利帕就指出，由于乌克兰相对不利的地理条件，自中世纪以来，俄罗斯人便逐步占据了乌克兰的大片领土，但俄罗斯帝国的种种倒行逆施、特别是它一直在乌克兰社会和文化生活中推行的严厉的同化政策，使其从来未能真正拥有乌克兰。同样的情况不仅发生在俄罗斯人不是主要种族的地区(如波罗的海国家、高加索、中亚等)，而且甚至在西伯利亚和远东这些俄罗斯人占多数的地区也是如此。从这个角度上讲，“俄罗斯近代以来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俄帝国的中央权威与其统治下的不同民族之间越来越残酷的斗争的过程”。但特别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俄罗斯庞大的幅员早已证明其严格的中央集权政策在实践上的无效，但这个持续不断的斗争却一直未曾中断，并且每次都以付出越来越多生命为代价。特别是进入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俄罗斯工业中心和通讯线路的地理特点、加上俄罗斯帝国政府的治理不善，使得俄帝国分崩离析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分裂已经是俄罗斯帝国不可避免的结局：“这只是一个何时和怎样发生、以多少生命为代价的问题。”[6]

这些学者同时警告，永远不要低估俄罗斯在乌克兰维持统治的决心，也不要低估乌克兰从俄罗斯统治下赢得和维持独立或自治的巨大难度。鲁德涅斯基就指出，那种指望俄罗斯实现了民主化后便会赞同乌克兰独立的想法无疑是极端幼稚的：“鉴于乌克兰极为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即使是一个已经实现了革新和民主的俄罗斯，它也必将继续推行沙皇俄国在乌克兰的压迫和同化政策，这就是乌克兰人民必须尽最大努力永远不要再次落入莫斯科奴役的原因。”[7]

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些学者大多将乌克兰摆脱俄帝国统治、实现民族解放的希望放在不得不争取来自外国的可能的帮助上。为此，他们特别注意探讨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在乌克兰民族精神塑造过程当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在他们看来，主要由于乌克兰在东西方贸易中关键的地理位置，乌克兰民族精神与外来文化一向有着紧密的关系：希腊文化、拜占庭文化、特别是中世纪晚期以后的西欧文化，都对乌克兰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8]尽管第聂伯河东岸乌克兰与俄罗斯于1654年的合并严重损害了乌克兰与西欧的传统关系，但西方文化对乌克兰在思想和宗教上的影响却从未中断：“乌克兰民族、乌克兰人民的精神，依然向往着西方。”[9]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当中，乌克兰人民、特别是第聂伯河西岸人民与西方文化的紧密关系，将有望赢得西方世界的同情和支持，从而为乌克兰摆脱“野蛮文明”数百年的统治和压迫提供帮助。而如果乌克兰能够充满技巧地推动实现最大程度的自治甚至独立的话，乌克兰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在国际事务中得益的可能性极大。

这些学者深为感慨地指出，国际关系的逻辑早已证明了地理状况对于一个国家历史命运的重大影响。乌克兰民族的历史和前途也注定要由乌克兰人聚居区域的地理人文性质所决定。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乌克兰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中，以及在20世纪初乌克兰取得民族独立的短暂时期里，“乌克兰的政治家不仅没能很好地理解乌克兰领土的位置、形态及其作用，甚至也没有一种对乌克兰领土自然地理状态的确切认识。他们没有一个人懂得如何利用乌克兰在欧洲东南部的政治、经济和地理地位为乌克兰服务”[10]。在他们看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乌克兰政治家们对于乌地理形态认识的严重不足，已经对乌克兰民族解放和国家发展构成了致命的损害，这一点已经被20世纪的历史所数度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