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村长“南霸天”之死背后的思考（5）

有个时代背景不能不提，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推进，不少乡村日渐凋敝，变得空心化。凡是稍有能力者大都移居城镇，这就给村霸垄断乡村事务以极大的便利，即便在外打工的村民逢年过节回到乡村，也无法对村霸实现有效制衡。

古有“皇权不下乡”，由于乡村根据血缘的亲疏远近决定关系的好坏和权利的大小，在这个熟悉人的社会，法律几乎是用不上的，乡村秩序往往由民约、伦理维持。乡民解决争端常见的路径，首先必须考虑“情”，然后是“礼”，再次是“理”，最后才是“法”。不过，国家法律也在潜移默化地在乡村生长、发育，村民的思维方式和法治观念都有了提高，但出现的困境是，村民一些时候无法通过法律维护合法权益。

即以侯落鸭村为例，侯志强经常殴打他不喜欢的村民，被打村民多数不报警，即便报警，警察也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后出现。有时侯会被警方带走，但没多久就再次出现在村里，村民们猜测侯与警方有特殊关系。以至于2009年侯志强当选村主任后，没人再直接告过他的状。长此以往，村民的法律信仰被削弱，村霸更加有恃无恐。如果矛盾无法调和，村民只能采取最原始也最激烈的复仇方式。这就应了学者苏力的一种判断，正式的法律制度没有或者没有能力提供村民需要的法律服务，而另一方面又禁止那些与正式法治相违背的“法律”实践。

村民得不到及时的法律救济，有多方面原因，比如警力不足，再比如一些乡村势力盘根错节，相关部门不愿意深度介入。此外，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一些乡镇政府没有动力介入，几年前国家免除了农民的“皇粮国税”，农民不用再交公粮，乡镇一级的政府无油水可捞，乡镇与村民关联度变得松弛甚至中断，比如在侯落鸭村，村民不交公粮后这么多年，难得见到镇上的干部出现在村里。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这些理由都不足以使政府放逐职责。如果乡镇政府偏袒村霸，或者无意主持公平，除了折损政府公信力，只会使村民的权利生态更加恶化。

乡村治理是个难题，并无捷径可走。村民自治是推进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实现农民当家做主的重要举措。在乡村，能否真正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直接决定着乡村能否实现善治，更关乎我国9亿多农民的权利纯度。毋庸讳言，村民有自治需求，也有自治智慧，更有自治能力，但是，如果不解决村民自治权利救济渠道狭窄的困境，如果乡镇政府乃至更高级别的政府不及时主持公道，如果不捍卫法律公平，让法律成为村民的信仰，就难以实现村民善治。

“南霸天”之死拷问基层法治困局

侯志强是恶人，这从他的江湖诨号“南霸天”可略窥一二。或许他不如《红色娘子军》中原版南霸天劣迹斑斑，但是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做派大概是雷同的。

更为讽刺的是，他还是一名村长。2009年，他先后打伤多人，遭到警方追捕，也正是这一年，他当上了村长。他用的手段很简单，挨家挨户叫村民来喝酒，威胁大家选他做村长，还私自扣留了部分村民的选票自己填，最终如愿“当选”。

受过刑罚处罚、正在面临追捕的人，能够当选村长吗?答案不言而喻。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提名候选人，应当从全体村民利益出发，推荐奉公守法、品行良好、公道正派、热心公益、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的村民为候选人。”毫无疑问，侯志强不够资格。

但是，侯志强依靠赤裸裸的暴力、威胁，轻松当上了村长。这其中固然因他混横不好惹，村民敢怒不敢言;恐怕更有“村两委”职能虚置、上级领导部门渎职放任等原因，甚至个别人充当了侯志强的保护伞，才能让他如此目无法纪、横行乡里。南霸天虽死，几个疑问却仍待查清。

一是指导选举的镇干部是否涉嫌渎职?侯落鸭村村民被逼投票，侯志强更自填了一部分选票，这些情况明眼人会看不出、看不到?如果是装作看不到，什么原因促使他们视而不见?

二是乡镇派出所里是否有人充当侯的保护伞?据报道，2008年年中他几乎砍断了王金刚的左臂，后找了小弟顶罪，只获刑半年。造成此种情况，究竟是基层警力不足导致工作疏漏，还是存在保护伞遮盖罪行?有关部门应当彻查，给村民一个交代。

三是侯落鸭村的未来法治建设谁负责?郑潮军“以暴易暴”杀死了“南霸天”，却获得村民们的同情乃至感谢，于是有了联名上书高法要求释放郑的一幕。郑潮军的行为是故意杀人还是正当防卫，法律自有公论。然而，侯落鸭村最终除掉南霸天不是靠法律，而是靠抡镐头，村民们还会信仰法治的力量吗?如何在侯落鸭村重建法治秩序与信仰，是比实现个案公平更难的困局。

2014年，“后陈经验”十周年之际，我国基层民主与法治发展取得了瞩目成就。但是，侯落鸭村“南霸天”之死也在提醒我们不可盲目乐观，法治的触角并未完全渗透广阔的乡村。继续加强基层法治建设任重而道远，不可松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