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下,苏联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1987年在莫斯科的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成立了“改革俱乐部”、“历史政治俱乐部”、“全苏社会政治记者俱乐部”,1989年出现了“纪念”、“保卫人权”等组织。1988年年7月29日叶利钦宣布成立“莫斯科人民阵线”。面对以非政府组织面目出现的政治反对派,1988年6月,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却说,各种非政府组织的迅速增加是改革的“显著特点”,“是人民首倡精神的出色表现,值得大力支持”。由于受到国家领导人的肯定,苏联的非政府组织由1987年的3万多个上升到1990年8月的9万个。这些团体和组织要求取得与苏共平等的地位,实行多党制,改变共产党一党执政状况。这也标志着苏联共产党垄断政治舞台开始走向历史终结。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斯切雷尔所说,“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对苏联实行的‘人权’政策非常奏效,这项政策推动了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们’的反政府活动,促进了其国内的民族民主运动,挑战了苏联的体制”。
此外,在美国非政府组织影响或策划下,从1989年10月起,苏联军队内部也建立了“盾牌”、“士兵母亲运动”、“军官会议”、“全苏军队和劳动老战士组织”、“全苏老战士协会”、“民主阿富汗战争老战士联盟”、“联盟”等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要求重新认识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等,对苏联的解体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以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为名,加强对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知识界的意识形态渗透和思想政治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总结了“遏制”策略不能奏效的教训,提出了“以接触促演变战略”。为此,美国政府拨出数亿元资助一些学术团体、专家名流、文化部门,并通过非政府组织的公开性运动与苏联社会建立联系,进行各种交流,并向他们灌输西方价值观念,力图培养亲西方的社会群体,建立与官方政治机构对立的公民社会,并利用这些关系向苏联权力机关施压,形成对美国有利的社会舆论。劳联-产联下属的美国教师联合会帮助一些苏联教师组织,用“民主的原则和实践教育学生”,鼓励苏联学生同美国学生联络和对话,向教师提供帮助组织和管理新工会的“技术援助”。索罗斯基金会曾在苏联和东欧地区投资50亿美元,进行民主宣传。美国的“和平队”和“富布赖特”项目,把专家、学者和其他人员派遣到别的国家去进行学术交流,充当传播西方影响的使者。80年代美国还推出了以针对新闻记者为主的“国家访问学者计划”,从经费上支持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独立组织和报纸,以培养亲西方的新闻记者和媒体。“美国民主基金会”向苏联的“民主分子”提供书籍、印刷设备及电脑、美元等等。苏联解体前,索罗斯基金会就投入几亿美元,资助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发展帮助和支持原苏联地区的民主机构。此外美国的斯拉夫促进协会、胡佛战争与革命和平研究、经济发展委员会、兰德公司、保护人权会、福特基金会、哈佛大学俄罗斯东欧中心、耶鲁大学国际和平地区研究中心等非政府组织,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对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青年精英进行培训和提供去西方访问、讲学的经费,并与这些国家的高官、报刊电台的高级主管,学术界重要人物来往密切。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以促进全人类的“共同繁荣”为根本目标,以“传播文化、增加知识、促进了解、造福人类”为己任,在东欧进行文化资助,从而培养亲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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