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有境外政治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对华渗透（13）

西方国家还通过NGO控制的媒体，放大苏联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从意识形态领域否定社会主义。针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酗酒、赌博、贪污受贿、贪图享受、对政治冷漠等问题，西方非政府组织利用广播、电视等媒体故意无限制放大，极力丑化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府和政党。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后期，西方对苏广播电台有37个，用23种苏联民族语言进行播音，昼夜广播，勃列日涅夫说，整个太空“都充满着反苏宣传”。西方的宣传攻势对苏联青年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苏联青年中出现了一些叛逆行为，如仿效西方的生活方式，举止、衣着打扮一改苏联传统，有的崇拜并迷醉于西方的音乐舞蹈艺术，向往西方的自由、民主生活，出现了知识分子叛逃等现象，有的对共产主义信仰出现动摇，改为信仰宗教等等。

（五）以维护世界和平、反对核战争为由，推广西方的民主价值观。西方非政府组织鼓吹“极权政治”是核战争的根源，民主与和平不可分，裁军与人权一致等等观点，甚至提出，要完成裁军的目标，各国首先就要实现民主。“国际和平组织”、“科学家关心人类福利联合会”、“爆心投影点”、“国际医生防止核战争组织”、“争取可生存的世界委员会”、“意大利天主教道德神学会”等组织以反对军备竞赛、主张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为名，与人权运动、工会运动、妇女运动、反种族主义运动等相联系，积极推进西方民主化运动。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的反冷战、呼吁世界和平的声音就是受到这些组织鼓动，成为西方对苏和平演变的先锋。

（六）插手苏联的民族宗教问题，制造民族矛盾，破坏苏联的民族关系。美国民主基金会、大赦国际（AI）和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组织（MRG）、人权观察组织（UN－VOHR）等国际非政府组织支持苏俄侨民成立组织、出版刊物，并与苏国内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遥相呼应。在他们的支持下，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趁机打着拥护改革的旗号大肆进行民族分离活动，成立了“人民阵线”组织，即“爱沙尼亚人民阵线”、“拉脱维亚人民阵线”和“立陶宛争取改革运动”。另外，20世纪80 年代国际上兴起“伊斯兰复兴运动”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配合其本国政府竭力有意引导这两种势力与苏联国内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相结合，共同促进苏联向“民主、人道的国家演变”。美国学者科拉斯克?塞道指出，西方国家热衷于“在一些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中制造矛盾，鼓励那些削弱他国实力的民族分离主义”。西方非政府组织直接支持苏联国内的一些民族分离主义分子的活动，并进行蛊惑宣传和思想渗透，对苏联境内的民族动乱升级直至苏联解体起了煽风点火和推波助澜的作用。

（七）以苏联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为借口，积极推动所谓的“绿色政治”，促使苏联及其他东欧国家发生剧变。苏联由于长期推行以军事工业为先导，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超常规开采和使用自然资源，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到60～70年代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如贝加尔湖、波罗的海、咸海、里海、亚速海等内海湖泊出现水面萎缩和污染，顿巴斯煤区严重污染，科拉半岛和中亚地区土地严重沙化，大片森林被毁等。因此，“绿色政治”阐述的生态环境优先、人类整体安全、反战反核的和平主义三大观念以其超阶级、超国家、超社会制度的特性，很容易得到苏联民众的认同和共鸣。这也与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实行所谓“新思维”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在此情况下，绿色和平组织（Green Peace） “地球之友”、世界野生动物基金（WWF）等国际组织定期在莫斯科等地举行活动。20世纪50年代末，莫斯科大学就成立了保护自然的学生社团组织，到了 1979年，全苏主要大学中共有29个学生环保团体，约有3 000名成员。在席卷全国的群众性生态运动中，西方非政府组织或者把自身原有的不被官方所接受的政治性组织改头换面，在名称上冠以“绿色”、“生态”、“环境”等字眼，借以取得合法地位或者官方的默许，或者向单纯的生态团体渗透，使之成为符合自己政治目的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