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鸿沟：全球化与西方民主的危机

罗伯特·盖茨辞去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连任近五年的国防部长职位后不久表示：“作为美国政治和文化中长期形成的极化趋势(polarizing trends)的结果，显然我们已经越发无力行使最基本的政府职能。”深陷政治机能障碍期的不只美国，欧盟促进欧元区金融稳定的努力也因其内部成员国的分化而受挫。同时，日本政府在近五年内历经六任内阁，更迭频繁，软弱无力。

一场治理能力危机正在吞噬着世界各大工业化民主国家。美国、欧洲和日本正不约而同地经历着政治衰退，这不是巧合，而是皆因全球化所致。纵观整个西方开放社会，在全球化的影响下，选民对政府的期待和政府实际所能满足的要求之间正在出现越来越大的鸿沟。人民日益增长的对善治的需求与政府实际缩水的治理供给之间严重失调，西方世界的权力和作用岌岌可危。

工业化民主国家的选民正期待他们的政府采取措施，抑制生活水平下降，缓解由商品、服务及资本的空前流动所导致的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他们还期望他们的代理人能处理愈演愈烈的移民问题、全球变暖问题以及其他由全球化所带来的连锁反应。但是，西方国家的政府却难以胜任。全球化冲击着国境线，在民主国家本可自由支配的政策杠杆周边埋雷，向国家能力发起挑战。全球化还驱使财富和权力由西方向其他日益崛起的地区转移，其不利因素集中体现在发达经济体的工人身上，他们也一反常态地开始拒绝政府对贸易和安全的控制。在主要的民主国家，政府难以抚平民众的忧虑，这加剧了公众的不满，也进一步削弱了代议制机构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西方世界的这一治理能力危机来得很不巧。此时，国际体系受全球财富和权力重新分配的影响，正深处结构变化期。新兴国家中，有一部分是民主国家，如巴西、印度和土耳其，然而势头最猛的却是正在跻身世界经济前列的中国。全球化的赢家本应是自由社会，因为自由社会可以最有效地利用快速流动的全球市场。然而事实却是，西方民主国家在全球市场中屡屡受挫，而中国及其他一些中央集权国家却显得游刃有余(其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始终控制着政策工具，而这样的控制在自由国家已被废止)，在从全球化中获利的同时，又能将负债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国家资本主义确实有其优势。

面对当今的全球权力再分配，西方除了其物质至上主义陷入危机外，其自由民主的现代性理念也面临窘境。美国、欧洲和日本亟需恢复其政治和经济的偿付能力。否则，自由民主在与其他现代化模式的较量中可能会很不好过，21世纪的政治和地缘政治的主导权将前景难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