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鸿沟：全球化与西方民主的危机 （4）

重新国有化的欧洲

欧洲的治理能力危机以其政治重新国有化的形式呈现出来。公众反感于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双重错位。因而，欧盟成员国开始忙于夺回统治特权，二战后开始的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受到了威胁。至于美国，经济状况才是其问题的根源。在过去的20年间，在欧洲最主要的经济体中，中产阶级的收入持续下降，不平等则不断加剧。西班牙的失业率维持在20%，居高不下；甚至连作为欧盟经济火车头的德国也境况不佳，从2000年到2008年，德国中产阶级减少了13%。欧洲安逸的福利体系在全球化竞争面前变得难以维持，不得不大幅缩减社会福利。在欧元区内部，由持续的债务危机引发的节俭之风使情况变得更糟。希腊对欧盟的强制性节约表示不满，而德国也不情愿帮忙抢救那几个拖欧洲经济后腿的国家。

欧洲人口老龄化使外来移民成为经济必需。但是，欧洲并没能使穆斯林移民更好地融入社会主流，这加剧了欧盟开放边界的困窘。极右翼党派成为这一困窘的最大受惠者，而且他们锋芒毕露的民族主义并不仅仅针对移民，也针对欧盟。代际之间的变化使民众对欧洲一体化的热情受损。有二战记忆的欧洲人将欧盟视为欧洲远离其血腥过去的途径。但是，年轻一些的欧洲人却没有需要逃离的过去。尽管老一辈欧洲人将欧洲一体化看作信仰的产物，当前的领导人和选民们却倾向于以利益得失的价值标准评判欧洲，这种价值标准是冷漠的，且往往很消极。

欧洲迎来了一个决定成败的时刻。在愤怒的成员国选民包围下，欧盟向一个能够拯救欧洲的可行性方案曲折迈进。在全球化市场的急速催化下，金融危机不断延长和加剧，欧盟缓慢而小心的脚步很难跟上。欧盟为了在全球化世界中兴旺发展，迫切需要联合治理，但是联合治理要靠良好的政治环境，而欧盟的政治环境越来越不利于欧洲计划的实施。欧洲的各个机构可以降低其政治性，使欧盟有效地降格为只是一个贸易集团。作为另外一种选择，国家政治可以再次接受欧洲的感召，这会将一种全新的合法性注入日益空壳化的欧盟。从结果来看，后者更可取，但是它需要领导者和决心，而这些是欧盟所缺少的———至少现在是这样。与此同时，内向型的、各自为政的欧洲削弱了其在全球舞台上曾经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