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化的美国
党派对抗正使美国政治陷入瘫痪,其内在原因是美国糟糕的经济状况。2008年以来,许多美国人失去了住房、工作和退休金储蓄。而就在这些挫折发生之前,中产阶级的工资还刚刚经历了连续数十年停滞不涨的状况。在过去的10年中,美国的家庭平均收入下降了超过10%。同时,收入不平等也在逐年加剧,美国成为不平等现象最严重的工业化国家。截至2010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口占有全国将近25%的收入。让美国工人遭此厄运的罪魁祸首便是全球化竞争,它使工作机会流向海外。此外,在这个数字经济中,许多最有竞争力的公司没有因此获得好处。Facebook的预估身价大约是700亿美元,它有2000名左右的职员;而预估身价350亿美元的美国通用公司,在美国国内有7.7万名雇员,在海外还有20.8万名雇员。中产阶级并没有从美国顶尖公司的财富中分得一杯羹。
这些严峻的经济现实重新滋生了因经济财富增长而沉寂许久的意识形态分歧和党派分歧。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间,广泛共享的繁荣将民主、共和两党聚拢在政治中心的周围。但是,在今天的美国国会中,中间派和两党合作都极其稀缺。民主党开展活动,争取更多的经济刺激、失业救济和向富人征税;而共和党则激进地呼吁要削减政府开支。这样的意识形态分裂线往往与地区分界线重合,使得两党和解的前景越来越不明朗。加剧这种离心化的是破裂的竞选资金体系、两党的选区重划以及喜欢煽动而不是通告民众的广播媒体。
以上问题所导致的极化使美国陷入迷茫。奥巴马总统很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正是他为什么会在上任时承诺做一个“超越党派的”总统的原因。然而,奥巴马竭尽全力也没能重振美国经济、恢复两党合作,这暴露了美国国家政治经济系统本质上的机能障碍。他的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在获得通过时没有一个共和党的众议院议员表示支持,因而无法拯救饱受债务、中产阶级就业短缺、全球经济放缓等问题困扰的美国经济。自从2010年共和党在众议院取得控制权之后,党派冲突就成为阻碍几乎每一个问题取得进展的绊脚石。促进经济增长的议案要么没能通过,要么大打折扣以致收效甚微。移民改革和抑制全球变暖的法规甚至未被提到讨论日程上来。在对外政策问题上,民主党与共和党争斗频繁,难解难分;而党内分歧,如共和党新保守主义者与茶党孤立主义者之间的裂隙,可能会同党派分歧一样削弱政府的力量。
无效治理,加上党派间日复一日地互相泄愤,使得民众对国会的认可度达到了历史新低。日益蔓延的挫败感酿成了越战以来第一次持久的民众抗议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脆弱的政治家们为了保护党派的选民基础而迎合他们狭隘的利益,这加剧了选民的不满,使政府治理面临更深刻的挑战,国家政治体系这条大船由此失去了它仅有的那么一点鼓帆之风。美国的治国之道很难解决这些国内难题,资助外交、国外援助和国防将被大幅削减,数量空前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是时候“管好自己的事”、专注于国内问题了。国内的压迫和分裂制约着美国作为国际领袖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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