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鸿沟：全球化与西方民主的危机 （6）

拯救西方

西方治理能力危机与新政治力量崛起相重合并非巧合，经济和政治活力正从国际体系的中心转移到边缘。最开放的国家在融入全球化世界的过程中失控，而类似中国这样的国家却有意通过决策集中化、新闻审查制度、国家指导市场和资金流动管控来加强国内的社会控制。

正在演变中的全球力量转移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如果主要民主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此消彼长的状况延续下去，这一破坏性将被严重放大。相反，如果西方民主国家恢复元气，并进行果断的领导，那么国际秩序的重组可能会更加有序。因此，对于西方来说，重提民主治理的价值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

西方应当针对三大目标恢复其政治健康。第一，西方民主国家，不论是在国家个体层面还是在协同层面，都必须接受大大超出正常范围的经济复兴战略。面对国家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强大冲击，美国、欧洲和日本除了以空前的规模进行经济战略规划之外别无选择。为了改造处于长期结构转型当中的经济，在就业、基础设施、教育和科研上进行大规模投资不可或缺。创建合理的监管机构是必要的起点。例如，美国需要一家国家基础设施银行以及一套立法和行政机构，负责制定长效经济规划。西方民主国家还应构建全球再平衡的集体策略，并建立一些规则，目的是重组国际货币以及使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内需拉动型转变。

第二，西方世界的所有领导人应当联合起来，为构建一个进步的民粹主义(progressivepopulism)的议程而努力———致力于将选民的不满导向建设性的结果，并使中间选民在面对特殊利益群体和政治极端分子时占有一定优势。我们需要的是解决民主、资本主义和全球化之间的基本冲突的新办法。进步的民粹主义的目标应当是重申大众对政治经济管理的要求，就国际市场的经济现实以及社会大众要求合理地分配利益和损失作出有效的回应。

实质上，美国多数选民是中间选民，而非单一议题选民。单一议题选民所专注的意识形态平台较为狭窄，而中间选民想要选举结果。这种情况在欧洲和日本也是一样。进步的行动主义(progressive activism)和政治中心的转移为恢复民主政治的活力和信誉带来了最大的希望。选举制度的改变旨在提高投票率，防止党派为了自身利益不公正地重划选区和改革竞选资金。这将有助于重建公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使他们重新参与其中。

最后，西方政府必须引导他们的选民远离转向封闭的诱惑。在经济衰退和没完没了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美国人一直在抗议，要求卸下地缘政治的负担。欧洲各国则暂时搁置了一体化，不仅彼此疏离，还与世界其他地区相隔绝。日本则似乎迷失在中国崛起的“阴影”下，倾向于蜷缩在一层保护壳之中。

诚然，美国要想恢复财政实力需要削减防务开支，并实行与之相伴的紧缩战略。但是，无论美国还是其主要民主盟国，都难以承担草率“撤退”所带来的后果。在这点上，各国领导人有充分的论据可以支撑。美国必须保持国际联系，促进国际稳定，并最终拯救美国经济。欧洲必须认识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在国际舞台上，一个能够维护其自身利益的欧盟对欧盟成员国、对整个欧洲以及对整个世界都有好处。日本则需要战略规划来帮助其在世界上最变幻莫测的地区维持民主制度的稳定。

自由民主国家在过去的200年间繁荣兴旺，其部分原因就是其强大的自我纠错和更新能力。而西方现在所急需唤醒的正是这些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