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是产生于20世纪初并于20世纪80年代逐渐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行其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也是最能体现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论派别之一。过去30多年里,在以金融资本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的推动下,新自由主义被作为治疗各种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在全球推广开来,并实现了从经济向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内的全面渗透与侵入。准确把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本质,揭开新自由主义的神秘面纱,是自觉抵御新自由主义思潮侵袭、凝聚改革共识、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一项重大的思想理论建设课题。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认识这个问题。
一、新自由主义具有意识形态功能,是西方国家推行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撑
新自由主义思潮绝不是什么纯粹经济学思潮,它从来都是一种意识形态。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其思想内核是一脉相承的。在经济领域,反对公有制,鼓吹“市场万能论”,主张彻底的“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在政治领域,宣扬西方宪政民主,极力兜售多党竞选、轮流执政,三权分立、军队中立化、国家化;在社会领域,鼓吹人权高于主权,推行所谓的“公民社会”;在价值观领域,宣扬“普世价值”,称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是超越时空、超越国家、超越阶级的人类共同价值,具有普世性、永恒性。只不过是新自由主义包装得更加巧妙,它总是以“纯粹经济学”的面孔出现,摆出一幅价值中立的样子,遮蔽了其意识形态功能,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和欺骗性。
新自由主义把所谓个人自由作为基本前提去构建世界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把没有管制的市场当成拯救全球经济唯一正确可行的手段,把“华盛顿共识”当成全球共识,将它作为医治世界各国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成为指导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行动纲领,激发人们对西方自由贸易及自由市场强有力的信仰。其他国家只要信奉新自由主义,就必然会对少数西方国家形成依附关系,从而实现这些国家的全球霸权。从实践上看,“二战”结束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一些国家形成了对美元的依赖,“华盛顿共识”的十条建议,尤其是“利率市场化、汇率竞争化、贸易自由化、国企私有化、外资放任化”以及“降低边际税率、放松政府管制、保护私人财产、政府支出重点在经济效益高的领域”等9项内容,都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经济领域内的集中体现。接受“华盛顿共识”,这些国家自然就会把新自由主义奉为意识形态与行为准则,进而日益西方化。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那些急于摆脱债务危机的国家在接受发达国家及其控制国际经济组织所提供的金融安排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接受新自由主义,按照新自由主义开出的“药方”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此时,新自由主义不是一剂“治国良方”而是引导民族国家走向消亡的“死亡陷阱”;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最初总是以“纯粹的经济”的面孔进入到其他国家中去,打着拯救这些国家的经济,帮助这些国家脱贫致富的旗号。其实,自从它踏进这些国家领土的那一刻起就不再是什么纯粹的经济理论,而是成为发达国家推行自身价值观、推行和平演变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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