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取消非行政审批制度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2）

实际上，行政审批权改革的困难，不仅体现在权力机关对“自我革命”的抵触，同时也体现在其对“自我授权”的留恋。伴随着大量行政审批事项的取消和下放，全国范围内的市场活力得以大大增强，不过，仍有一些地区的市场环境并未得到根本性转变，原因就在于非行政许可审批仍不同程度存在。

所谓“非行政许可审批”，显然是针对行政许可审批而言，简单说来，就是行政许可审批之外的行政审批事项，主要包括行政机关内部审批、政府财政优惠待遇审批、授予荣誉称号审批等。相比起行政许可审批，非行政许可审批的范围无疑更大。更为重要的是，非行政许可审批不仅更具随意性，而且不在《行政许可法》约束范围之内——虽然行使的是行政许可权力，但其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行政许可。

正因为存在非行政许可审批这样的“制度后门”，伴随着中央简政放权的步伐，一些地方的非行政审批事项却在“野蛮生长”。究其原因，出台一项新的行政许可审批项目比较复杂，需要经过调查、论证、审批、审核等一系列过程，而非行政审批项目的增设则要简单得多。显而易见，如果任由这样的“制度后门”继续存在，不免消弭行政审批权下放的积极意义——一方面，某些行政机关可以将行政许可审批更名为非行政许可审批，继续设置关卡；另一方面，有可能在取消小部分行政许可审批的同时，增设更多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以期“堤内损失堤外补”。倘若如此，中央简政放权的制度善意，有可能在基层遭遇“肠梗阻”。

令人欣慰的是，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全面清理非行政审批事项”之后，此番王龙江更是明确提供了“时间表”。在简政放权的过程中，中央多次强调，将建立权力清单制度，对目前仍保留的审批事项要公布目录清单，清单之外，一律不得实施行政审批，不得违规新设审批事项。

李克强总理曾明确要求，公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私权利法无禁止即可为。全面取消非行政许可事项，不仅意味着行政许可审批权更加透明，而且意味着将全部置于《行政许可法》的约束之下，这实际上也是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的题中之义。

非行政许可的“后门”要关严

权力瘦身、简政放权，不可谓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简政放权代表，深化行政审批改革，从中央到地方，也喊了这么多年，且每一届政府重大改革举措，从始至终也都有这一必选项——持续深化推进，未敢懈怠。

这些年的相关改革成效，若单从统计学意义上讲，貌似还不错，至少数字亮眼，外表光鲜：“江苏省行政审批项目减少2/3”；“河南省级行政审批十几年来由2706项减少为378项”；“成都市行政审批：项目减少9成”……而这只是在百度键入“行政审批减少多少项”等关键字后，首页蹦出的代表性新闻标题。

可现实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就在于官方统计学意义上的改革成效，多半与民众的现实痛感，有出入甚至相悖逆。就以审批之痛而言，哪怕数字统计上，行政审批项目取消得再多，似乎民众或企业法人，在现实中完全无感，相反甚至会有“取而未消，只增不减”之感。

甚至，连这都不算新闻，早在今年3月，国务院就曾发文指出，将“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取消或调整为政府内部审批事项”，不再保留“非行政许可审批”。这次不过是在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2014年年会上重申强调而已。

这里的“非行政许可”其实很值得注意。它其实有些像神怪小说里能收仙伏魔、法力无边、内存无限的“乾坤袋”。它是个万能筐，啥都可以装。就如之前提到的，很多本是在“行政许”范畴内，还算“有法可依”的行政审批项目，虽在简政放权运动中被从纸面上取消了，但现实中并未真正消失，就是因为改妆易容之后，被归入“非行政许可”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