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原因
刘骏民认为,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学习型技术进步,二是金融体系的国有制,三是土地公有制。
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和资源投入。30年来,中国的技术进步主要靠引进,自己的创新很少,近些年技术学习能力有很大提高。有人问,美国如果有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会不会再次把中国远远落在后面?实际上,美国的高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从过去的不到20%增至30%多。它的低端制造业外移,留在国内的高端产业能否有效带动经济增长,本身就是问题。高端制造业会向全球扩散,如果再有一轮产业革命,中国的企业家将会蜂拥而上,美国的优势很难保持。美国目前的经济恢复主要体现在金融和房地产方面。如果它10年后不能发展新产业,老产业又被人学走,这才是它真正的风险。
二是中国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主要特征,不是金融指标恶化,而是大批银行和金融机构倒闭。其原因一是流动性不足,二是资不抵债。中国有些银行呆坏账率曾达到40%都没有倒闭,因为银行是国有的。
三是土地没有私有化。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造成我国东南沿海很多工厂停工,大概2000万农民工失业。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将造成巨大的动荡,但是我们2000万农民工还可以回家种地。而当年600万高校毕业生就业遇到困难所引发的社会舆论,要比2000万农民工失业严重得多。
财政金融风险是否得到有效控制?
讨论会专家发言还讨论了金融风险的判断和财政货币政策能不能松动的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意见之一:债务风险被夸大了。宋立认为,财政货币政策还有一定的空间。对财政政策一般没有争议,财政赤字率很低,即便按欧盟的标准也是如此。欧盟平均债务率60%。只要财政赤字的增长不超过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和,债务率就是可控的。而且经济低迷时期正是理顺财税体制的时候。
货币政策方面,2009年确实货币发多了。但中国居民储蓄率位于世界前列,货币与GDP之比在世界上排名是靠后的。一般认为,信贷超发50%以上将导致经济减速和信贷危机,20世纪90年代初和2009年两次超发,在其后的五年,信贷规模与GDP之比的上升幅度,均在可控范围内(分别是23%和27%)。债务问题,表面上看我们债务负担很重,但考虑到我们的经济是间接融资为主,以及较高的储蓄率,实际上金融风险问题、杠杆率问题都有被夸大的地方。
金融领域改革滞后,导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零售功能大大削弱。能贷到款的一般仍是大企业,它们能发债也能上市,而中小型企业融资很困难。信贷增发的大部分放到了大型企业和房地产,形成资产泡沫,实体经济很大一部分得不到应有的金融服务。这样,常态的货币政策就不得不偏松一些。目前的货币政策,要着眼于避免经济台阶式减速,争取波浪式减速。(宋立)
意见之二:金融风险正在积累。向松祚认为,目前广义货币(M2)总量已达GDP的2倍多,是世界最高水平。即使如此,2013年和2014年一季度还闹“钱荒”,说明中国经济开始脱“实”向“虚”,信贷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成为一个自我膨胀的系统。很多大公司拿到低利率贷款后,转手以高利息贷给中小企业或民间机构,他们再去买各种衍生金融产品。这导致实体经济的利率水平大幅提升。过去几十年美欧金融发展时期,都出现了类似现象。这对实体经济发展极为不利。
2009-2013年,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业新增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之比,分别是14.2%和22.4%,同期这两个行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分别为6.6%和16.7%。拿到的贷款越来越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越来越小。2013年国企拿到的贷款是全部企业贷款的47%,而利润占全部工业利润的38.3%。
中国现在有四大金融风险:房地产、产能过剩、地方债务、影子银行,互相叠加和交叉。金融风险在积累,危机必然爆发。但爆发的形式与西方国家不同。问题是谁来承担这个风险,以什么方式承担这个风险。我们确实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银行破产,但是20世纪90年代我们剥离了银行不良贷款接近20万亿,财政出钱,百姓买单。几大国有银行上市,报上公布账目,第一步剥离再加上注入资本金,总共花了接近3.7万亿,难道是天上掉的馅饼?很多人总认为中国是“例外”,房价永远会涨,影子银行、地方债务也没事。但历史表明,信贷货币高速扩张,必然造成泡沫经济,泡沫的破灭就是金融风险。(向松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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