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的建议
财税体制。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把更多的财政开支转向医疗、社保、教育。遏制公务员队伍膨胀,控制政府乱花钱。(向松祚)
要用财政税收政策调节贫富差距问题。遗产税的问题应该提上议事日程。“富二代、穷二代”的存在,是政府失灵的表现。征收遗产税是调节财富差距的重要政策工具。(郑新业)
金融改革问题。有专家认为,我国经济长期靠出口和外资,形成“双顺差”,已积累了4万亿巨额外汇储备,造成流动性膨胀。因资本市场没有对外放开,所以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我们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货币管制使得风险集中在国内。把贸易变成逆差也不可能。国内居民迫切希望到海外投资置业。形势要求我们“硬着头皮”把人民币国际化推上去、让资本自由流动,分散金融风险。(刘俊民、向松祚)
银行系统要引进竞争。银行应该国有化,不能让私人靠垄断地位赚钱。但银行垄断导致资金价格过高。金融业高利贷化,实体经济就受到抑制。政府定期紧缩经济,就是清理银行呆坏帐的时候。有了民营银行的竞争,这个问题就会得到很大改善。(刘骏民)
经济系统需要社会系统的支持
经济系统嵌入在社会系统中,必须统筹考虑,仅考虑经济本身还不够。投资效率下降,深层原因是劳动生产率下降。当前贫富差距拉大,财富集聚在少数人手中,内需无法扩大,不发生危机才怪。这里还涉及到老百姓对政府的信心问题。
在过去收入水平较低的时候,只要政策对路、适当放开,经济就很容易加速。但是,经济发展到今天,经济系统越来越依赖于社会系统(教育、科技、文化等)的支撑。比如医疗、教育、科技、环境等问题,如果治理得好,经济运行的环境自然有所好转。很多人到国外投资移民是因为不满国内的教育和环境。如果搞企业的都不想做长期投资,赚把钱就跑,经济就不能持续发展。
教科文卫机构都属于事业单位,不是经济组织。我国的事业单位一般依附于政府各部门,它的改革涉及政府和社会的关系。目前事业单位的改革还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方向。现在事业单位改革的顶层设计不够。人社部考虑事业单位改革,国务院医改办考虑医改,教育部考虑教改,没有统一的系统的思路设计。医改一共花了1.4万亿,老百姓还是不满意。几大改革“花钱买机制”,但机制也没买来。(刘尚希)
高度重视经济安全问题
江涌的发言指出,习总书记4月份主持国安委会议,强调要走中国特色的安全道路,确保国家总体安全。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科学发展观和总体安全观一定要平衡。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
现在国内的经济安全形势比较严峻。经济效率逐步降低,风险逐渐积累,在危机的边缘游走。
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进入衰退后的长期低迷。现在西方经济界陷入迷茫,自由主义解决不了流动性陷阱,我们讲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现在看,动荡和危机的可能性在增大。
我国在战略安全方面有反思的余地。发展是硬道理,在实践中变成全国上下以GDP为惟一衡量标准,这对经济的战略安全造成很大影响。习总书记提出,要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和“西化分化陷阱”。我们还需要提防一系列陷阱,包括美元陷阱,比较优势陷阱,还有和平主义陷阱。这需要总体战略层面的设计,这方面的工作还很不够。
经济安全问题,一是去工业化的危险,一是金融危机的威胁。我们现在讲“四化”,最关键的还是工业化,工业上升的潮水可以浮起港湾里所有的船。在这方面,现在还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关系密切。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都涉及到经济的理论、制度和发展道路。经济政策面临大的调整。
社会安全也和经济安全有关。经济调控只讲“市场和政府”两只手,但是“两只手”是生长在社会上的。社会怎样来制约这“两只手”的问题,还没有理顺。
中信集团原董事长、《经济导刊》总顾问孔丹最后做了总结性发言。他认为,有三个焦点问题值得思考:
第一,现在经济的状态是主动调控还是被动形成,或者说是由于某种因素的变化导致被动,我们又去应对它。现在有个习惯性说法,叫做“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换挡期”。2013年我在淡马锡国际高峰会上说,不要以为我们出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我们是主动调整。中国道路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严峻的问题。要研究这些问题的性质。
第二,中国经济的问题是可控还是不可控?大家讲到目前政策调整空间狭小,效率下降。应该怎么应对?里面有些问题还要进一步研究。
第三,经济的近期和长期趋势。宏观调控目标,要讲经济增速、物价指数,核心问题还是就业。要把近期形势和长期发展趋势结合起来。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城镇化转型阶段,有很强的内在增长动力。习总书记去年讲要沉住气。在这个阶段,要重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兼顾政府的作用。我们已经走过了不少难关,只要正确认识现阶段特点,控制好风险,前景是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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