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阻力与动力并存时主导者与决策者的作用至关重要

按照一般理解，中国的改革属于渐进性改革，不仅在改革内容上并非推倒重来，而且在改革步骤上也是稳步推进。但是，改革的渐进性只是就全局与整体进程而言，其并不排除一定条件下在某些领域、环节或阶段出台具有重大突破性的改革措施，整体渐进中不排除部分突进。在保持整体渐进性的前提下，适时在某些领域、环节与阶段强力推进改革才是正确的战略选择。

那么，在什么形势与条件下，这种在某些领域、环节与阶段的突进性改革才有可能与必要呢？

条件之一是在改革推进中碰到某些难啃的硬骨头时。中国的改革总体而言遵循了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由外围到核心、由增量到存量的改革策略。随着改革的推进，整体改革的难度会逐渐增大，当然，各具体领域的改革进程亦是如此。当改革推进到一定程度，好改易改的方面差不多都已经完成，剩下的大都是涉及复杂关系、触及深层利益、指向深层结构、阻力障碍空前的关键领域与关键环节的改革。问题解决难度大但又较为紧迫、不容回避，比如当前改革中的收入分配问题、国企改革问题、腐败治理问题、权力制衡问题、利益矛盾的整合问题、公民的利益表达与维护问题等等，均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面临攻坚克难的形势，不温不火、四平八稳的常规性改革措施往往难以奏效，突进性改革也就成为必须。只有有针对性地在某些领域、环节与阶段采取强有力的、带有突破性的措施，才能在量的积累基础之上，有效推动改革实现由量变到部分质变的跨越，积多年之功切实推动改革深化与破旧立新。如其不然，多年的改革量变很难借机、借势突破量的幅度节点实现部分质变。不论就整体改革而言，还是就某一改革领域而言，都是如此。在此意义上，随着改革的推进与深化，有力度的、突进性的改革举措相较于以往，出台恐怕会更为频繁。当然，与此对应，基于利益的改革博弈与争论也会进一步凸显。这实际上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内在逻辑。

条件之二是在改革进程中，相关支持因素不断增强，使得突进性改革能够获得足够的动力支持。改革的切实深化需要足够的动力支持，如果缺乏相应的支持条件，碰到硬骨头，明知躲不开、绕不过，改革也无法推进。纵观中国改革历程，民众对经济权利与自由的执着追求，对提高自身生活水平的强烈渴望，对国家基本制度架构与中央高层的认同；社会成员利益意识与权利观念的不断启蒙，现代文明素质的不断增强，公民身份的逐步凸显；中国对于全球化进程更深更广的融入所导致的国家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深度变迁以及对以上诸领域进一步的变革要求；改革开放以来相对独立性不断增强，日益发展壮大的社会领域在维护公民权利、推进社会自治、批判公权滥政等方面功能发挥得日益明显；大众传媒特别是迅速发展的网络媒体在表达公民利益诉求、捍卫公民权利与公共利益、监督制约公共权力、推进生态建设等方面作用发挥得愈益重要，等等。这些都是改革深化的有力支持因素，改革深化的动力所在。实际上，改革越推进，难题固然会愈益凸显，难度固然会不断增大，但长期改革也会积聚巨大的改革势能，形成巨大的改革惯性，强化已有的改革思维。就此而言，中国改革一直以来并不缺乏动力支持。当然，仅仅具备以上动力因素也未必会导致改革形成大的突破，以上动力因素要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一个关键因素还要取决于改革主导者与决策者对之如何整合利用。换言之，即使以上动力因素都已具备，但是如果改革主导者与决策者缺乏有效的改革权威、足够的改革勇气、明晰的改革思路、改革也往往无法获得实质性推动。在这种情况下，既有的改革动力就会受到抑制，逐步弱化，更谈不上形成合力。这说明，改革主导者与决策者是最为关键的动力因素。只要改革主导者与决策者具有足够的改革权威，能够充分考虑到改革的支持条件，善于把握改革的有利时机，具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各方面的改革支持因素就会得到较为有效的整合利用，改革的动力因素就有可能产生连锁反应与共振效应，共同汇聚成推动改革的合力与正能量。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各种难题与阻力，突进性改革就会获得足够的动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