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谈何谓素质教育（2）

大学里的文化艺术生活，应当由学生自己搭建舞台，自己表演，自己享受那一刻的欢愉。也许不专业，也许很稚嫩，但那是孩子们自己的游戏。我至今仍然怀念20世纪90年代初期北大老图书馆前的草坪。仲夏之夜，皓月当空，微风习习，学生们三三两两围坐在不大的草坪上，听长发飘飘的师姐浅吟低唱自己创作的校园民谣。虽然只有一把木吉他，却是世界上最空灵飘逸的歌声。后来，学校里的舞台渐渐让位于半专业性的艺术特长生。灯光舞美越来越绚丽，艺术水平越来越专业，但同时也渐渐丢掉了灵气和亲和力。对于普通学生而言，演出已经不再是“我们”的演出，而是“他们”的演出。大学文艺生活被割裂成了两个群体：特长生和非特长生；表演者和观众。

一个体育特长生，也许并不喜欢体育运动，体育不过是他进入大学的某种捷径；一个艺术特长生，也许并不喜欢艺术，艺术也不过是他进入大学的某种通道。今天，当我们开展素质教育的时候，往往不是因为对艺术本身的追求，而是出于某种现实性的需要：要么是才艺表演时的炫耀；要么是学校素质教育成果的展示；要么是大学招生时的某种项目。因此，并不奇怪，那些小时候曾经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学习的小提琴，一旦没有需要的话，立即被束之高阁，碰也不会再碰一下。艺术并没有因为素质教育的开展而成为我们生活中的精神追求和内在需要。它甚至变成了我们为了实现某种现实性需要而借用的工具。

也许我们正在丢失中国古代教育中的一些最优秀的传统。自孔子以降，教育的核心从来就不是技巧，而是价值观。人们通过接受教育获得见识，养成气度。一切不能实现“仁义礼智信”——这是古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的东西都被斥之为“奇技淫巧”。尽管这一点被认为是阻碍中国古代和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仁义礼智信”的教育保证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超强稳定性和文化延续性。今天，我们似乎正在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围绕着大一统的高考而进行的应试训练正在把核心价值观事实性地驱逐出教育的领地。学生背诵了大量条目，却在考试之后忘得一干二净。价值观教育并未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刻下痕迹；素质教育只训练了学生的技巧，却没有相应培养起他们对艺术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学生所参与的艺术活动既没有对他们的灵魂塑造产生作用，也没有使他们未来的人生变得更为丰满。他只是机械性地完成了家长和学校要求他们必须完成的某项任务而已。还记得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里中美高中生的不同表现吗？“当中国学生该展现出理想和精神的崇高的时候，他们要追逐金钱和权力；当中国学生该立足实际，脚踏实地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又吟诗弄赋，在实际问题的外围不着边际地轻轻飘浮。”这样的学生，也许高考分数很高，也许在才艺展现时光彩照人，但他们既缺乏远大的理想和目标，又严重脱离实际，仿佛不食人间烟火一般。东汉末年，诸葛亮不出隆中已知天下三分；明亡之后，多尔衮日夜兼程与李自成主力决战山海关，这种见识和胆识，也许是很难在今天的教育中再出现的了。

记得刚到旧金山的时候，朋友女儿所在的高中举行慈善演出，邀请我们一家前去观赏。演出的礼堂虽说有些历史，却又小又破，和国内中学的豪华礼堂相比，条件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我原来以为，美国高中的学生演出，一定是闹哄哄和乱糟糟的，至少也会以摇滚乐为主——就像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但那天晚上历时三个小时的演出，就是一首接一首的歌曲，或独唱，或对唱，或小合唱，或大合唱，旋律简单而优美，舒缓而温情。许多学生穿着T恤衫和牛仔裤，站在台上就开始唱歌，没有多余的话语和动作。据说，整场演出全部由学生组织，观众都是家长，门票收入捐给非洲儿童用于购买食物。在那个美妙的夜晚，那些用心唱歌的学生目光纯净如水，我忽然间领悟到，也许素质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让孩子们清澈的目光尽可能保留得更长久些吧。

（秦春华 作者系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