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进程中的道路选择及其博弈（3）

三

1949年10月，共产党领导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不但宣告结束了鸦片战争以来“屈辱的一个世纪”，而且“最重要的，乃是全国统一在一个中央政府的领导下，该政府具有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政策的权威”。(14)在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的基础上，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又“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从而“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5)

毛泽东曾经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情有过一个形象而简略的概括：“一穷二白”。“穷”者，广大人民连最基本的生存问题都无法获得很好解决。根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委员会”的统计分析，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不及整个亚洲平均水平的2/3，不足印度的一半。(16)“白”者，工业化的“家底”实在是过于薄弱。当时中国人均钢铁占有量是0.58市斤(只够打一把菜刀)，而美国是中国的1628.7倍，英国为1082.7倍，苏联为453.6倍。新中国的建设就是在此基础上起步的，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所必须接受的历史遗产与现实起点。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的最重要任务是领导人民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这一点在50年代，对于毛泽东及其中央领导集体来说非常清楚。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提出：由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因此，“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17)。

目标是明确的，然而“路”该如何走？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在中国史无前例，在世界范围当时最为成功的就是“苏联老大哥”。因此，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起步阶段处处模仿苏联、学习苏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社会主义的“苏联道路”在经济制度或体制方面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一是实行高度集权的国家统制经济体制；二是实行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三是以行政手段作为经济管理的主要方法。(18)反映于具体发展模式，“苏联道路”又存在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以“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作为战略选择；二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并将之当作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与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重要区别。事实上，这些做法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确实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对迅速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作出重要贡献。例如，1979年工业总产值较1949年增长了32倍，工业企业固定资产30年的积累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之和的近40倍；1949年，我国只有12万个生产规模小、设备也相当简陋的工业企业，但到1979年，我国工业企业近40万个，增加28万；和1949年比较，1979年的发电量增加了65倍、原煤产量增加了近19倍、原油产量增加了884倍、钢产量增加了211倍……更为重要的是，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更高水平的工业化具有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

然而，工业化的“苏联道路”既帮助了中国，同时也为中国现代化或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埋下多重隐患：首先，高度集中和计划化的管理模式使地方与企业积极性受到严重压抑。在经济落后、生产社会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高度集中和计划化有助于发挥“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然而，完全排斥市场和商品生产的作用，必然使经济丧失一定的活力。其次，“一大二公”的所有制模式导致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分离，使劳动者从事生产的动力处于不断衰竭的状态。再次，片面发展重工业，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衡，尤其是农业生产遭到不应有的忽视。从“一五”计划起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对重工业的投资额占工业总投资额的89%，而轻工业投资只占总投资额的11%。忽视轻工业和农业，最终使广大人民群众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生存问题都难以获得很好解决。另外，还存在整个经济管理与运行中过于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按规律办事，在赶超性战略指导下积累过高、导致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应有改善等严重缺陷。

其实，毛泽东以及当时的中央领导集体对“苏联道路”的上述问题已经有所认识，并且在理论上有所阐述或思考。例如：明确提出过要改善农轻重关系以及发展经济要与改善人民生活相联系的思想；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是否需要商品生产问题上，毛泽东明显不赞同斯大林关于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点，强调“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19)；围绕过度集中与高度计划化导致的问题，毛泽东主张“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20)……无论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还是社会主义思想史角度审视，上述无疑都属于“独创性的理论成果”，是为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能够摆脱苏联影响、开辟崭新道路所作的“理论准备”。然而，由于头脑深处的思想禁锢没有打开，特别是“姓资姓社”问题没有搞明白，所以尽管有了基本认识，想法也很多，却没有能够很好地付诸实践。直到经历了“文革”这一极为惨痛的教训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才在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放心大胆地重新开始对“道路”的探索与思考。

纵览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凡属比较成功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经验，就是独立自主地选择适合本民族的发展道路；而盲目照搬别国模式或仿效别国道路，鲜有不遭受挫折甚至失败者。这是因为各国国情不同，开始现代化的时间起点、历史前提不同，道路也就不可能一致。历史经验充分证明：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既不可能走西方国家历史上走过的道路，无论英国、日本的还是法国的、美国的；也不能跟着苏联跑或仿效其他发展中国家；而必须立足本国国情，创造性地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痛定思痛，1982年9月，邓小平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庄严宣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1)这是对新中国30余年经验的总结，是党带领人民经历半个多世纪奋斗所取得的思想结晶；同时也是中国自洋务运动开始，工业化现代化百年追求后所得出的重要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