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将还原真实历史摆在第一位（2）

在电视剧中，这几个问题是由一个警卫团的“老三届”战士提出来的。当他被邓小平问及是否想报名参加高考时，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第一，我今年二十八了，已经超龄了；第二个，即便可以报名，也要单位批准，我是刚被部队提拔上来的干部，我想部队是不会放我的。”

这段对话当然是经过了一定的艺术虚构与创作。但事实上，允许社会青年报考、放宽政审条件这几个问题的解决确实都与邓小平直接相关。

9月6日，邓小平在将教育部的一份书面报告批送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时，亲笔附信：“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

根据邓小平的这份批示，教育部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符合条件的均可报考。

同时，邓小平对招生中“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十六字方针也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比如考生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领导脾气坏一些，不同意报考怎么办？我取四分之三，不要这一句。”

重新确定高考招生比例，允许社会青年报考，使得上千万还在农村劳动的知识青年重新燃起了希望；而邓小平拿掉的这一句“单位同意”，则为更多青年通过平等竞争上大学创造了条件。

高考招生政策虽然定下来了，但在推进过程中却遭遇了不少阻力。在关键时刻，又是邓小平及时站了出来。9月19日，邓小平在与教育部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写得很难懂，太繁琐。”讲话中邓小平还提出：招生中要放宽政审条件。“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邓小平在关键时刻的这一举动，使得无数因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所累的青年看到了希望，使他们获得了平等的竞争机会。

同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

在此背景下，1977年冬和1978年夏，全国1000余万考生又重新走进了中断了十年的高考考场，获得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在电视剧中，当陕西知青夏建国几经周折，终于拿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在黄土高原的梁上奋力奔跑、呐喊之时，多少电视机前由那个年代走过来的知青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历史证明，1977年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不仅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更改变了国家的命运。恢复高考不仅是恢复了一种考试制度，从更高的意义上来说，它是全面拨乱反正的突破口，也是中国人民走向改革开放的伟大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