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中国做对了什么？

三种经济增长源泉与国际竞争力框架

如果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这样一个演变，首先可以将经济增长的源泉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斯密增长，即基于生产要素重新配置或商品贸易收益的增长；二是熊彼特增长，主要强调来自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产生的增长；第三种为奥尔森增长，即源自于制度创新的增长。这三种增长在不同国家、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从国际竞争力框架的角度看，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和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在《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提出“三阶段、十二根支柱”的框架。“三阶段”为要素驱动阶段（人均GDP小于2000美元）、效率驱动阶段（人均GDP3000-9000美元）、创新驱动阶段（人均GDP大于17000美元）。“十二根支柱”为制度安排、基础设施水平、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性、健康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与培训、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力市场效率、金融市场成熟度、技术推广及应用、市场规模、企业成熟度、技术创新能力。

要素驱动阶段由四根支柱驱动——制度安排、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稳定性、健康与基础教育。中国上世纪80、90年代能够取得很好的发展，其中制度改革、基础设施的先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效率驱动阶段，即中国目前身处其中的阶段，高等教育与培训、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力市场效率、金融市场成熟度、技术推广及应用、市场规模发挥着很大作用。

创新驱动阶段，即当人均GDP大于17000美元的时候，企业的成熟度，技术创新能力则成为很重要的因素。

放眼海内外，“制度”是国家之间竞争力高低的首要及关键。具体观察一下，改革开放是中国巨变的核心要素。在整个新供给经济学理论框架里，经济发展分为总量和质量。总量是指生产力，质量则由竞争力来衡量。改革一方面释放了存量要素（资源、资本、人才）的供给潜力，提升了要素的组合效率；另一方面，激发了创新的热情和能力。开放的作用则在于引入了国外的生产力要素（人才资本、技术、管理），同时在需求端构建国际消费市场，向国外出口产品并加入全球经济分工和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