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纪宏:深入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法治”

核心提示:2012年,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治作为社会层面的重要一环被提及;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变,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法治中国建设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工作?今天,宣讲家网站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莫纪宏教授,与网友共同分享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法治”的理解。

一、“法治”是人类社会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文明成果

古希腊时代,出现了以思考治国方略为己任的众多的思想家。柏拉图认为,最好的政治就是“哲学王”统治,主张以“贤人政治”来治理国家。亚里斯多德把君主政体的“一人之治”称为“王制”,即“人治”。在他看来,“人治”与“法治”是水火不相容的对立物。“人治”就是与君主政体相联系的“贤哲政治”。即在治理国家中不依靠法律而只靠君主的贤能和智慧。他认为“人治”不但违背“正义”原则,而且还是危险的。因此,他得出结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并阐述了法治的两大要素:良法之治与法律至上。在其经典著作《政治学》里,他给出了关于法治的经典语义解释:“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古希腊时代的法治思想影响深远,特别是在十七、十八世纪欧美资产阶级大革命中,成为众多资产阶级性质的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的“精神内核”。

英国法学家戴雪在总结英美法治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对“法治”(rule of law)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即“法治”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法律具有超越包括政府的广泛裁量权在内的任何专制权力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第二,任何公民都必须服从在一般法院里实施的国家一般法律;第三,权力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宪法性文件上,而是建立在法院的实际判决上。”

在大陆法系国家中,19世纪初,在德国法治文化中诞生了“法治国”(Rechtsstaat)的概念。尽管德国法学家格奈斯特将“法治国”概念在德国的出现解释为“是经过千年演进才形成的”,但与“警察国”相对立的“法治国”概念的出现却实实在在地造就了德国法从19世纪中叶开始所产生的“制度辉煌”。

礼是西周以来维护奴隶主贵族宗法等级制、分封制的法律和制度(包括伦理道德、宗教祭祀等行为规范、典章制度和礼节仪式)。荀子给“礼”下了一个定义:“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富贵轻重,皆有称者也。” 自孔子起,儒家建立了一套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秩序为核心内容的“礼治”思想体系。它要求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统治者都安于名位。位既定不得逾越。对此,孟子作了精辟的概括。他说,“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札则不宁。”主张牺牲“法”而保全“礼”,即“为国以礼”。由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相国李埋编纂的中国第一部成文法典《法经》,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台的。《论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即“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贤人政治”。法家他们还敢于提出取消法外特权,在适用法律上主张贵族和平民平等,要求“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冲破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旧制。力举“法不阿贵”“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甚至要求君主也须守法,认为“君臣释法任私必乱”。

二、法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治国理政的最佳方式

作为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自从登上历史舞台,一直在努力探索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革命的第一步,是争得民主,掌握国家政权,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以后,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把领导人民“争得民主”和创造“新的法制”作为一项重要的革命目标和历史任务,并在实践中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宣布“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下,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应该废除,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为依据,而应该以人民的新的法律为依据。”因为“六法全书”代表国民党的法统,不废除这个法统,就不能确立新中国人民自己的革命法制。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对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毛泽东曾说:“治国,须有一部大法”。 “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以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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