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光旖旎的精神高地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社会正能量，为中国电影支撑起一片风光旖旎的精神高地，是中国电影人不容推卸的社会责任，更是其长期孜孜以求的目标。在新中国成立65周年之际，一批优秀的国产影片集中推出，再次为祖国的华诞献上厚礼。它们中有引入崭新的类型元素和视听包装的革命历史与领袖传记题材影片，也有从广阔的社会现实中精心提炼的温情故事，还有将个性视角融入传统英模题材的创新之作。它们承载着电影人对祖国的热爱、对党的深情和对人民的眷恋，以其精微的艺术探索，在光影的世界里筑造了一个个令人难忘的中国梦。

领袖传记和革命历史题材是中国电影的一座富矿，曾经诞生过众多为观众喜闻乐见的经典之作。在电影产业化改革如火如荼的现实环境下，如何实现这一题材领域的与时俱进，和市场更加融洽、与观众更加亲近，电影工作者从来没有停止过探索的脚步。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5周年，同时也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邓小平在黄山》和《旋风九日》虽然体裁不同——一部是故事片、一部是纪录片，却在不同的艺术体裁上有着共同的精神追求。《邓小平在黄山》讲述伟人小事。1979年，邓小平同志登临黄山，在共和国历史上并非一件多么值得记述的大事。但电影艺术家却以其敏锐的艺术洞察力，捕捉到这一事件背后宏阔的历史脉络以及改革之初“万事思变”的世道人心。当邓小平同志一步步拾阶而上，他非凡的脑海中，正思索着“农村土地改革”、“恢复知识分子待遇”等关系到每一个人命运的重大议题，从一条崎岖的山路走出了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旋风九日》同样记述的是1979年的事。那一年中美建交，邓小平同志踏上访美之途。九天之中，这个小个子东方伟人在大洋彼岸掀起了一股“邓小平旋风”，就此掀开了中美关系的崭新一页。影片的主创人员怀着对领袖的尊崇和对历史的敬畏，接近历史现场、还原历史真相，以真实的历史细节构筑出历史本身的波澜壮阔。影片试图走出传统历史文献纪录片的窠臼，通过高规格的技术呈现和充满节奏感的剪辑方式，营造出更接近当下主流观众需求的影院观影体验。

《一号目标》聚焦抗战胜利之后周恩来同志在南京梅园新村的一段革命经历，塑造周恩来同志虚怀若谷的伟大品格与处变不惊的不凡智慧。与以往表现周恩来同志的影片不同的是，《一号目标》有意识地吸纳了谍战片的类型元素，通过一本意外遗失的笔记本，牵引出特情战线上一场波谲云诡的较量，悬念迭起、情节逼人。同样，《触不可及》也是一部谍战片。虽是虚构故事，但从主人公傅经年身上可以看到隐蔽战线上许多无名英雄的影子。从抗战期间到解放前夜，从上海、重庆到香港，面对组织交付的工作使命，傅经年一次次在个人生活与情感上做出牺牲。恋人诀别的痛苦、蒙受委屈的压抑，在执着的革命理想映衬之下，愈发刻骨铭心。革命者的情怀与风骨跃然银幕之上，直抵观众心灵深处。除此之外，讲述八七会议始末的《风云1927》，以当下视角重新走进平凡而伟大内心世界的纪录片《永远的焦裕禄》，以及《十三根金条》等影片，也都在革命历史题材领域中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在伟大的时代进程中，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一大批英模人物，他们是共和国的脊梁。在电影银幕上塑造他们的英模事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内容。《兰辉》、《真爱》、《卒迹》、《大地赤子史来贺》、《国旗阿妈》、《张丽莉老师的故事》、《我叫阿里木》、《报国之路》等影片，塑造中国好人，以现代化的电影手法，晕染出具有中国传统审美意味的人物画卷，构筑了银幕上令人激赏的英雄群像，为英模题材电影拓展了新的创作空间。

《兰辉》在聚焦人物事迹的同时，见微知著地展现出凤凰涅槃般的灾区重建大业，试图更深地走进人物心灵世界，挖掘出丰富的性格层次。《卒迹》则成功地为主角李二卒找到了一个灵魂和形象的载体——中国象棋棋盘上的过河卒子，彰显出一种“拱卒”精神，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撰写了一部荡气回肠的心灵史诗。《真爱》取材于“感动中国”人物——维吾尔族妇女阿尼帕·阿力马洪的事迹，再现了阿尼帕妈妈在数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以超越亲情和血脉的人间真爱，将6个民族的19个孩子养育成人的故事，但影片却没有去刻意渲染其中的生活困窘和命运悲苦，而是从中挖掘出了一种精神上的“幸福感”。在这一点，它与《国旗阿妈》和《我叫阿里木》等影片有异曲同工之处。事实上，传递幸福远比单纯展示苦难更令人动容。在不久前举办的“庆祝新中国成立65周年重点国产影片全国农村放映活动”启动仪式上，《真爱》作为开幕影片献映。一个维族阿妈的故事，在千里之遥的江西泰和县，获得了现场800多名普通百姓的强烈共鸣，体现出影片巨大的情感冲击力。

现实主义一直是中国电影最闪亮的美学标签。广袤的生活热土、缤纷变幻的时代图景为现实主义电影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但是在产业化初级阶段的电影市场上，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却一度被边缘化。一些创作者认为现实主义电影往往在视听呈现上不具优势，缺乏“大片感”，却忽视了好的现实主义题材常常具备更普泛的情感共鸣效应。这一特点，在讲究群体共鸣的现代观影体验中越来越得到凸显。《亲爱的》、《失孤》和《洋妞到我家》这些作品，不约而同地在提高现实主义电影的情感效应这一点上形成了共识。

《亲爱的》和《失孤》关注的都是“打拐”题材。拐卖儿童造成了无数家庭的离散，给众多父母带来剜心般的疼痛和无法抚平的创伤。而此前将这个敏感题材通过电影来表现，确实是不多见的。《亲爱的》是一部温暖的电影。影片源于一则社会新闻，当主创人员被这则新闻打动后，便笨拙地开始创作——他们一个个地访问原型人物，一步步地丈量那些父母曾经走过的寻子之路，这种贴近现实、走向生活本质的创作手法收获了不同凡响的效果。片中人物围绕着亲情与血缘、情感与法理展开了一系列的矛盾冲突，而其中的情感争议也在不断逼迫每一个观众设身处地地思考。这正是现实主义电影所蕴含的独特力量。《失孤》则将几乎所有的镜头都牢牢地拴在一个农民工父亲身上。15年的漫长岁月里，他锲而不舍追寻儿子的身影，一个精壮的青年步入到了瘦削的中年，一个待哺的婴儿成为了茁壮的少年。这是一条路在脚下，却不知路在何方的寻子之路。而在漫漫天涯中，不变的是对骨肉亲情的渴望和坚守，温情感人。《洋妞到我家》看似家长里短，却不见陈词滥调，将两种文化同一屋檐下的交锋内化于一段段令人啼笑皆非的细节，直指当下中国的教育和亲子沟通问题，表露出对那些理直气壮误入歧途的教育方法的批评和反思。影片没有生硬的说教，却透过生活的表象抓住问题的本质，体现出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不竭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