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命题的提出、实践探索及其历史启示

近年来，关于“中国道路”的研究和讨论广受关注。所谓中国道路，是针对“外国道路”尤其是“西方道路”来说的，实质上就是指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从社会形态的转变看，中国道路是指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农业大国，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过程。[1]从内涵来看，广义上的“中国道路”可以包括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之路；狭义上的“中国道路”主要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简称。[2]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道路”的选择，不是根据人们的主观意愿预先设计的，而是由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具有鲜明的客观性和时代性。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今天，我们一方面要正视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伟大成就；另一方面要勇于创新探索，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全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中国道路”命题提出的背景及其相关争论

命题是时代的产物，它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相联系。“中国道路”命题的提出是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和时代使命密切关联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3](P630)在此过程中，中华民族饱受屈辱。而摆脱这种屈辱，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自然成为华夏儿女挥之不去的“梦”，也是“中国道路”命题提出的直接动因。从那时起，“中国道路”命题就指向两个相互关联而又前后一贯的目标：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

从思想观念层面来看，所有关于“中国道路”的认识和论争都直接指涉“中国向何处去”的追问。鸦片战争失败后，面对西方列强的冲击，“向西方学习”成为开明官吏的共识，从“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到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都是这种思想。不过此时“向西方学习”的基本原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此后，围绕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先后出现了学校与科举之争、中学与西学之争、旧学与新学之争、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等。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关于东西文化的论战达到高潮。这些论争反映了清末民初我国思想文化界的总体动向以及对社会发展道路选择的不同态度。限于篇幅，在此本文仅就与“中国道路”命题密切关联的几次大论战进行回溯，即东西方文化观的论战、“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的论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