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命题的提出、实践探索及其历史启示（4）

(三)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关于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性质，早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这个问题就逐渐被提出来了。[7]而发生激烈的论战，则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其直接动因，是大革命失败后，不同社会政治力量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审视和判断。相对于以往的论战而言，这次论战具有更加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它涉及中国应当进行什么性质的革命、依靠谁来革命、革命往哪里发展等问题，关系到发展革命还是取消革命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场论战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是当时政治思想战线上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之间一场尖锐斗争。

1927年以后，“中国应走什么道路？”“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追问严峻地摆在全国人民面前。1928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确认当时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同时指出，把现时中国革命说成“不断革命”是不对的。这一论断遭到了敌对阶级或政党来自“左”和右的方面的攻击和反对，但得到了进步的理论家和历史学家的支持和捍卫。

从1929年起，陈独秀陆续给中共中央写了3封信，认为大革命失败标志“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封建势力已经“变成了残余势力之残余”[8]，中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无产阶级只有等到将来再去搞所谓“社会主义”。这实际上是“取消革命”论。他在被开除出党以后，与托派分子一起对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任务等方面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进行攻击。参与这场论战的还有国民党内的一些文人，以陶希圣等为代表，其主要阵地是《新生命》杂志，也被称为“新生命”派。此外，较有代表性的还有以陈公博为代表的国民党改组派，以及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派。不过，由于国民党文人的面目大多都暴露无遗，胡适等学者又是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因而其影响力便不如托派。因此，从论战对象来看，虽然马克思主义者对国民党改组派和改良派都进行了必要的批驳，但是论战的主要对象还是托派。

值得注意的是，由这场论战还延伸出另外两场论战：一场是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另一场是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这两场论战都是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深化。在这些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组织了革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新思潮》、《读书杂志》、《布尔塞维克》、《中国经济》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批驳托派的观点，宣传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基本看法，得到了社会的广泛理解和认同，同时也教育和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坚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论战以后，托派、新生命派等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被进步的人士所唾弃，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