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命题的提出、实践探索及其历史启示（3）

(二)关于“农化”还是“工化”的论战

这是五四前后一场与中西文化问题基本同时开展的一场论战，但持续的时间更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生在20年代，论战双方分别是：主张“农化”(以农立国)的代表人物是当时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所有反对中国大革命的封建顽固派、阻止新思潮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国粹派和“甲寅派”，以梁漱溟为代表的鼓吹复兴中国文化的新旧调和派等，都站在以农立国的一方；主张“工化”(以工立国)的代表人物有恽代英、杨铨、杨明斋等。第二阶段发生在30年代，“以农立国论”代表人物为梁漱溟，与之相对立的是以吴景超为代表的《独立评论》派。第三阶段发生在40年代初，这次有专门研究农业的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参加，学术探讨也更加深入。

最初鼓吹“以农立国”的代表人物是章士钊(章行严)，他在《业治与农》(1923)提出了“以农立国，文化治制”的思想，立即引起激烈的争论，支持其观点的有董时进等；质疑者中有孙倬章等。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四种观点：第一种是主张复兴农村，通过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第二种是主张发展工业，认为振兴都市工业才能救济农村；第三种是先农后工，主张首先使农业工业化，在农村培植小规模农村工业，作为向工业社会过渡；第四种是调和论点，主张农工并重，提出发展民族工业和实行民主主义的计划经济等。到了40年代，翁文灏提出“以农立国，以工建国”二者相辅相成的新观点。[6](P740)

应该说，这些讨论反映了在20世纪30年代，在世界经济危机打击下，我国学者关于如何挽救当时中国经济面临的严峻形势、走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一些思考。在这场论战中，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共产党参与不多。虽然讨论因解放战争而终止，但是其中关于农业和工业的相互关系等问题的讨论，比如许涤新在《中国经济的道路》(1945)中提出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和“建立现代化工业和推动合作经济”的思想，以及学者们关于工业化的具体条件、工业化的利弊等问题的探讨，对于今天我们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