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命题的提出、实践探索及其历史启示（2）

(一)关于东西方文化观的论战

关于东西方文化观的论战，从1915年起一直持续了10余年，根据其主题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论战的重点在于比较东西方文化的异同和优劣；第二阶段是五四运动爆发后，论战的重点是东西方文化能否调和、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差异以及如何处理新文化和旧文化之间的关系；第三阶段是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1920)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出版后引起的激烈论争。[4](P4-5)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思想文化论战中，各路名士纷纷出场，大致可分为“新文化派”(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杨明斋等为代表)和“东方文化派”(以杜亚泉、梁漱溟、章士钊、伧父等为代表)。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各派内部也有分化，比如，梁启超在一战以后通过在欧洲的亲眼所见，认识到西方国家存在的问题，于是从崇信西方文化转变到反对西方文化；陈独秀、李大钊等从早期的“西化派”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胡适、张东荪等则继续为资本主义辩护，坚持走“西化”道路。而且在新文化阵营内部的李大钊和胡适之间还展开了“问题与主义”之争。虽然这场论战在1927年以后由于思想战线上争论的焦点转到社会性质问题而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其影响十分深远。它不仅带来了思想文化上的巨大变革，而且深深影响着社会的政治、经济领域，尤其是锻造了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这些对于后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走向，无疑具有革命性的重要意义。

到了1933年，在我国思想文化界又开展了一场争论。这一次是由《申报月刊》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开始的。该刊物利用创刊周年纪念的机会，向社会各方面知名人士约写专题征文进行讨论。讨论的重点是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要促成中国现代化，需要什么先决条件；二是中国现代化当采取哪一个方式，个人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外国资本所促成的现代化或国民资本所自发的现代化，又实现这方式的步骤怎样。[5](P16-17)

此后不久，1935年初，陶希圣等10位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其政治背景是国民党政府为了配合所谓经济建设而提出进行三民主义的文化建设，随后在全国掀起了一场中国文化问题的大争论。这次争论的双方分别是以陶希圣等为代表的“中国本位”派和以胡适为代表的《独立评论》派。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争论的双方在讨论中逐步接近，相互吸收。像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从一开始就遭到从西化派到中国文化本位派的批评和责难，因而在这次讨论之后，“全盘西化”的口号就不再被人提起了。通过争论，人们逐渐用“现代化”概念取代“西化”、“中国化”等概念，并把现代化的基本内涵确定为工业化、科学化、合理化和社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