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最牛车补”沦为变相福利之警示（4）

事实上，正如有政协委员所称，国企公车只是国有资产监管缺位的一个表象，其内在问题在于许多国企并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资金流向监管机制。诚如斯言，国企车改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或许不只是一份顶层标准的缺失，而是国企改革如何进一步推进，加强对于国企资金用途的监控和管理，使其内部财政运转透明化。

众目睽睽之下，国企的自我改革不惮于“就高不就低”，除了管理者的逐利性使然，更重要的是法人治理结构的欠完善，即目前多数国企还远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缺乏成本控制的自觉。而车补标准的高低，本质上就是国企如何控制成本、如何花钱的问题。如果没有效率意识和成本意识，自然会倾向于自肥。

在中央对于国企车改的标准未出台前，一些地方国企率先启动公车改革，固然能够体现一定的改革主动性。但鉴于其自订的车补标准之高，与其说是彰显改革自觉和勇气的行为，不如说是在改革标准出台前，被改革者率先亮出自我的改革期许，以及“早改早得利”的博弈行为。国企车改的顶层设计显然不应忽视这样的无序行为。因此，国企车改方案的制订，一方面要多吸纳各方的意见，另一方面要更多考虑与国企改革相结合，只有实现“双轮驱动”，方能起到良效。

【启示与思考】

“车改”作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展反“四风”建设的重要内容，一直被人民寄予厚望，其意义不仅仅是局限在公车使用管理的“破冰”上，同时也进一步表明党中央在反对奢侈浪费、反对“四风”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上的坚定决心和一贯态度。

然而取消公务车，正常的工作也不能耽误，因而政府给官员发放车补，也就无可厚非。但是车补怎么发，却是一个带有技术含量的问题。然而，以近年来三地公车改革为例：辽宁省辽阳市弓长岭区的车改，最高车补标准为每年8万元，这种“伪改革”因遭舆论抨击而被叫停；杭州市的车改，最高车补标准为每月2600元；温州市的车改，最高车补标准为3100元；再加上现如今深圳国企的“最牛车补”。

“车改”一次次让老百姓的质疑变成现实，让群众的希望变成了失望。公车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杜绝公车私用，从而推动工作的有效开展，倘若“车改”后，不但懈怠了公务，加剧了机关的腐败作风、懒惰习气，而且使个人利益表现得更为明显，这就违背了“车改”的初衷。

这起风波也提醒有关方面，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车改标准尘埃落定之后，有必要尽快制定国企、事业单位的车改规范。不然，听任部分国企滥用掌握的巨量资源，将公车改革演变成一场闹剧，公车或许没有了，却又以畸高补贴的形式出现，而其耗费公帑的本质并没有变。

因此，在接下来的公车改革中，应该坚持彻底的公开，既要公开公车拍卖程序，也要征询民众对于车改方案的意见，将具体的改革措施曝光在阳光之下，接受民众监督；还要从本源上搞好公开，比如公开单位部门的公车保有量、车型、经费使用等等信息；国企、事业单位也应该纳入到大盘子中来，不能有所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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