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谦：中国从“文革”到改革的历史启示 （10）

正因为如此，中国改革伊始，就表现出强烈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共同推进的色彩。中央领导层作为改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者，表现出强烈的改革热情。在广大的干部群众中，几乎不存在希望维持现状的人群。不论他们还有什么分歧，都会认同对社会进行深刻改革的必要性，尽管在理解上还有不少差异，而且不久后又会发生分化。他们的改革愿望不是在充分思想准备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在再也不能忍受不改革、反改革的恶果时自发的要求，是不愿再继续传统体制所带来的令人难以接受的低效率和形形色色的票证所表现出来的短缺经济。改革之初，与其说他们知道在改革中应当怎么做，不如说他们痛切地感到不能怎样做。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宁愿受到“专政”的惩罚也要继续“包产到户”的故事，起码说明了生存压力的巨大，以及改革方法的成熟与明显收益的强烈吸引。而这正是当时整个中国的生动写照。转轨期间所迫切需要的社会各个层面的足够承受力，竟然部分地由“文化大革命”所提供了。十年动乱的噩梦使国人宁愿忍受改革中的种种困难而不愿回到过去，而他们的一些损失很快又由改革的收益中得到补偿。“文化大革命”从反面增加了全民对改革的承受力，这是人们始料所不及的。而这正是中国改革初始条件中一个明显区别于苏联、东欧等国的地方。

对世界范围里转轨经济的研究表明，一些国家经济转轨失败的主要原因并非思想的僵化，而是以往的体制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集团。南美一些国家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也都指出，一个庞大的官僚特权阶层的存在，不仅是苏联经济、社会停滞、也是其改革屡屡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阶层是旧体制的产物和受益者，他们脱离群众，养尊处优、滥用权力，以权谋私、唯上唯书、思想僵化，为维护从旧体制中既得的利益，反对任何深入、实质性的改革，与广大群众的矛盾不断加深。它们的存在，使反对派靠对执政党腐败和官僚化的揭露、抨击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政治资本，使反对现行制度的行为得到民众的同情和支持。从这个角度来看，官僚化程度与社会对改革的承受力成反比。戈氏上台主政后，处处感到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抵制和掣肘。在经济体制改革一再受阻的情况下，他更加激烈地抨击官僚主义，用在大范围里频繁更换干部的方法打破组织上的一潭死水，结果又大大削弱了苏共的组织和队伍，削弱了国家政权的力量，为反对派的崛起提供了条件。

在相同的体制背景下，中国也会产生与苏东等国性质相同的官僚主义现象。但是，由于中国的革命传统和毛泽东等革命领袖的个人作用，这种体制通病却受到了顽强的遏制。建国后毛泽东政治思想一个几乎占据核心地位的内容，便是反对官僚主义，尽管他往往简单地把它等同于“阶级斗争”和“修正主义”。 “三反五反”、“整风运动”、“整风整社”、“四清运动”等等虽然带上了越来越明显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色彩，但其所包含的反官僚主义内核也是不容否认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中对经济民主、干群平等的执著追求，更与苏模式大异其趣。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对“走资派”的声讨中，也会无一例外地看到“脱离群众”、“特殊化”、“特权”等罪状。在所谓“新生事物”“革委会”中，要求有“群众代表”参加领导机构，要求干部“下放劳动”，到“五、七干校”锻炼，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等。不论其方法如何无序、狂暴和荒谬，后果如何严酷，不论它伴随着巨大的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损失，也不论它根本上谈不上“治本”和持久，它们都带有对官僚主义及其根源进行否定的强烈愿望，而且在后果上也确实实现了从体制内外对官僚主义的某种破坏。历史上的这些特殊遗留，使得在同样体制背景下的中国难于形成一个稳定、强大的反对改革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因而大大减少了改革初期的阻力和成本，增加了全社会对改革的承受力，不期而遇地满足了转轨初期的迫切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