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谦：中国从“文革”到改革的历史启示 （9）

五

改革是对原有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必然引起利益分配上的重大变化。包括领导层在内的社会各方面对这些深刻变化是否具有足够的承受力，直接关系到改革能否得到多数人的政治支持，关系到改革的成败。中国改革初期能出现快速大推进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国人对于这种改革及其进程的认可和巨大的承受力。那么，这种承受力从何而来呢？

５０年代初至８０年代末３０余年间，苏联等一些国家的改革虽末停止，更没有发生象中国“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震荡和倒退，但也无重大突破和模式转换。在基本框架未变的前提下，这个模式不断完善、精致和成熟。它虽然缓解了斯大林时代的一些突出矛盾，但却又淡化着全社会对改革的紧迫感，强化着维持现状、不思改革的惰性，发展着遍及社会的保守思潮和势力。整个社会虽已百病丛生，但暂时在外表上却没有什么明显的征候。不断膨胀的官僚阶层成为传统体制的最大受益者，一般民众虽不满意旧体制的低效、贫乏和压抑，却又从中得到低水平的福利和没有竞争的安全感。改革的紧迫感一直未能成为党内的主流意识，全社会进行基本模式转换的理论、心理准备还远未成熟，普遍缺乏对深刻改革的承受力，致使改革从政策层面进入体制层面时因缺乏政治支持而风险不断加大。

更为严重的是，在信息交流已经十分发达的现代社会，这种停滞和保守主义思潮必然引起巨大的反弹，从反面为形形色色的反社会主义、反社会、颓废放任的极端主义思潮准备了肥沃的土壤，培养了大批体制内外的反对派。等到人们发觉到在这个模式内已没有多少改革的余地而经济状况又每况愈下时，原体制内外的反对派力量已经强大到能够对执政党说“不”了。如果说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强大的保守主义思潮使改革陷于停滞，那么，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保守主义和由它激发起来的极端主义两种思潮和势力的双重压力，又大大缩小了改革的廻旋空间。戈氏从渐进主义开始到明确反对渐进和改良，提出“革命性”的“根本改革”，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对这种成熟的惩罚，是对长期僵化、停滞、保守的惩罚和补充，但它无疑也超出了整个社会的承受能力，以至导致矛盾全面爆发。

中国是在经历了20年大起大落后进入全面改革的，相对于在比较平稳的状态中进入改革的国家来说，这样一种经历客观上特别突出改革的紧迫性和尖锐性，客观上激励着绝大多数中国人义无反顾地走上改革之路。“文化大革命” 以“走资派”、“保皇派”、“地富反坏右”、“打砸抢分子”、“臭老九”、“文艺黑线”、“体育黑线”、“两个估计”、“投机倒把分子”、“右倾翻案风”、“反复旧”、“走资本主义道路” 等等各种名目，使绝大部分中国人受到程度不等的打击迫害。今天整人，明天被人整；今天大红大紫，明天或为阶下囚，或坐冷板凳成为动乱中的通例，十年中一以贯之的既得利益者微乎其微。政治上的“左”导致经济发展缓慢。“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动乱，它严重地损害了中国所有阶级、阶层的利益，它在使全体中国人都成为程度不同的受害者的同时，也使他们成为程度不同的改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