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谦：中国从“文革”到改革的历史启示

主讲人：郑谦 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原主任、研究员

讲座主题：中国从“文革”到改革的历史启示

讲座全文

20年来，中国改革不仅以它骄人业绩使世人瞩目，更以其独特的方式向“休克疗法”以及把稳定化、自由化、私有化作为改革前提的常识提出了挑战。发韧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改革，在８０至９０年代苏联东欧等国家纷纷变质改制的时刻，却由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推向高潮，这其中的原委总使人费解。

有人说中国改革的成功得益于渐进式的改革方略。但是从1956年至80年代后半期，苏东等国家的改革大多也一直是渐进式的，只是因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而造成了经济衰退和各种社会危机。西方主流经济学据此认为，苏联模式与系统的改革是不相容的，成功的改革必须以彻底否定旧体制为前提。正是这样一种背景才使得 “休克疗法”一时大行其道。中国改革自1978年始，通过一系列渐进但却又是大推进的方式，推动经济在80年代超常规高速增长。在此基础上，开始于1992年明确市场取向，成功地实现了模式转换。所以，可以把问题归结为，同样是渐进式改革，为什么中国成功了？中国改革的初始条件对于这一成功的意义何在？

一

1967年是俄国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但是，在这个世界无产阶级的盛大节日中，社会主义各国及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却发出了极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声音。

这一年，勃列日涅夫第一次宣布苏联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

同年，中国最权威的《人民日报》等刊物在纪念十月革命４０周年的社论中称苏联：“已经变成了现代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中心，变成了世界反动势力的又一个大本营”，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是长期的，“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同年，在近十年理论酝酿的基础上，欧洲共产主义重要领导人、社会党人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维也纳举行的有关社会主义理论讨论会上，强调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已经过时，社会主义的形式不应千篇一律，应创立“多党制”的社会主义的新模式，等等。次年，在这些理论的影响下，捷克出现了“布拉格之春”。

1966年7月，毛泽东在一封信中忧郁地说到，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这里，我们不去评论这句话的正确与否，只是想说明，毛泽东的确看到了在扬弃斯大林模式的过程中，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发生的巨大分化。不管人们在感情上是否能接受，但他们必须承认，这种分化是一种深刻的历史必然性的表现，也是马克思主义从经典进入当代的一种形式，一个必经的阶段。

实际上，进入20世纪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已经面临着从经典向当代发展的任务。从50年代起，社会主义又面临着扬弃传统模式、创立当代模式的重大转折。由于历史传统、经济发展程度及地缘政治等等条件的深刻差别，各国党、各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些任务的理解和实践渐渐出现了明显的分化。20世纪上半叶不仅出现过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那样的对立，也出现类似列宁与卢森堡、斯大林与铁托、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与欧洲发达国家中社会主义思潮那样的种种分歧。在不同起点、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开始的对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开始后没多久，各国、各党在方法、道路以至目标方面的区别便逐渐显现出来。到六十年代上半期，几种改革模式取向、方法的区别已经比较明显了。

苏联最初的鲁莽的改革家赫鲁晓夫在没有先例的改革尝试中，取得了一些进展。他对集权政治的调整虽远谈不上彻底，却已使苏联国内、党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主气氛。他为解决中央过分集中、统得过死，地方和企业权力过小等问题所进行的改革，虽然只不过是从一种行政手段转向另一种行政手段，并由于方法的粗率和急躁冒进、缺少章法等等，引起了“分散主义”和“地方主义”的泛滥，造成了一些混乱，但他毕竟是做了那个时代所能做的事情。仅仅是六十年代初对利别尔曼建议的支持，就足以使他侪身社会主义改革先驱的行列。

1964年勃列日涅夫执政后，经济改革虽然收效不大，但却也从未停止过。以1965年通过的改革决议为标志正式推行“新经济体制”，成为 60年代中期后苏联所进行的各种改革的基础。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实际上已经明确了扩大企业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加强经济杠杆作用，逐步过渡到以经济方法为主管理经济，贯彻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相结合等一类原则。这些原则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同期改革的作法大致相同。这一类的改革程度不同地接触到传统体制的一些弊端，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都是以保留和完善过时的经济体制，同时辅以经济杠杆的必要补充为出发点的。“新经济政策”推行一段时间后，由于缺少理论上的突破以及保守力量的抵制，改革逐步后退，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赫鲁晓夫时期在思想理论方面一度出现的活跃气氛被再度回潮的教条主义、保守主义思潮所取代，一些改革思想被当作“市场社会主义”受到接连不断地批判。改革的停滞和保守倾向的上升，使70年代苏联广大党政干部中形成一种被学者们称之为安于现状、盲目乐观、粉饰太平的“勃列日涅夫风气”，这一时期也被公认为“停滞时期”。在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经济形势不断走低，社会科学严重滞后，领导干部严重老龄化，党内越来越明显地形成了一个高居于整个社会之上的官僚特权阶级。整个社会一潭死水，死气沉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