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谦：中国从“文革”到改革的历史启示 （7）

四

社会转型期经济利益分化、观念变化、心理失衡、行为失范等等所引发的诸多不稳定因素，迅速的社会经济变迁及广泛政治参与所带来的种种脆弱、动荡和压力挑战，客观上更需维护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利用权威性的制度优势，保证改革所必须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并成为维系各方面的纽带。此外，还要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中，保护幼稚的民族工业，应付国际上的各种严峻挑战。这个问题在小生产还大量存在、全国统一市场尚不发达、社会自组织能力差的不发达国家经济转轨中显得更为突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以不同的方式获得这种在转轨初期极为重要的体制资源。

毛泽东的政治遗产之一，是一个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革命化的国家。它缺少管理经济的经验，缺少现代国家所必须的职能分化，专业科层制度受到压抑，但却有着强大的政治动员功能、简化的组织机构和灵活决策的机制。庞大、严密的行政体系为进行有效政治动员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这是中国改革初期出现大推进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毛泽东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政治遗产，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有着浓厚革命传统、严密组织纪律、广泛社会基础和队伍庞大的、特别能战斗无产阶级政党。在这里，党的领导是整个制度和体制资源的关键，转轨时期国家动员力、控制力的强弱直接取决于党的状况和能力，尽管此时党本身也面临着深刻的变革，而且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政治的、行政的领导会更多地让位给经济杠杆的调节。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失败，往往是执政党错误和软弱的直接后果。这些党或是因为执政党屈服于外部的压力，或是党内的分裂，或是教条主义盛行，满足现状，缺乏锐意改革的心态，或是在改革方略上的失误，或是缺少既有强烈的改革意识又能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的权威领导。在苏联，苏共的瓦解使苏联失去了唯一具有统一组织协调能力的政治力量，特别是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全社会为之奋斗的希望和理想，破坏了国家的动员、制衡和控制能力，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近十年的混乱和衰退。在复杂艰巨的转轨期间，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已不仅仅只是一个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问题，也是一个操作性很强的维护国家政治权威，为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充沛的政治资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