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谦：中国从“文革”到改革的历史启示 （11）

六

初始条件从多方面制约、影响着改革路径、方法的选择及至改革的成败，尽管这种影响往往潜伏在历史的深处，并通过一系列偶然因素表现出来。

虽然从时间顺序上来看“文化大革命”与改革的关系最为接近，影响更为直接，但这个极左怪兽硕大无朋的残骸显然不是改革起点的全部。作为中国成功改革的初始条件，不论是从时间跨度来看还是从内容上来看，都涉及到更为广阔的方面。改革前的正确决策和建设成就，成为发动改革的坚实基础。改革前的一些不那么正确或成功的探索以至失误，也提供了必要的经验，提高了改革的起点，使后来者越来越接近正确的方向。毛泽东的政治遗产多方面地影响着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邓小平的贡献也正在于对已有基础的充分尊重和利用，对初始条件的充分发掘和转化。

例如，中国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政府组织结构的特殊形态及其所造成的改革中特殊的利益、动力结构，亦即领导体制的分权，而这显然得益于建国后毛泽东的长期探索和努力。斯大林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决策高度集中，部门管理原则优先于地区管理原则。建国之初毛泽东就已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端主要在于“权力过于集中”，不利于调动地方政府、生产单位和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它既不符合中国这一农业大国的特殊国情，也有悖于中国革命的传统，因而必须着重加以改革。“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要统一，也要特殊”。1956年至1976年间，在还不可能认识和提出发展商品经济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条件下，中国改革的重点只能一直围绕着在保持计划经济总体框架不变的前提下进行“行政性分权”这一中心，按照“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对集中的计划体制进行了多次改革。其中，以1958年和1970年两次最为典型。这些改革强调权力下放、自力更生，突出群众运动和强大的政治动员作用。它们虽然没有跳出计划体制的基本框架，但却对中国在此之后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准备了一些意想不到有利条件。分权所造成的比较分散的利益格局，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相对自主权、对预算盈余部分的保留和使用权，以及经济活动的自给自足倾向成为中国经济体制的突出特征。这一特征降低了苏联模式在中国的实现程度和体制化程度，使国家的计划控制程度大大低于苏联等国家，并为非国营系统的成长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这种“分散的集权国家”的现实，对于1978年以后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此外，在这种体制“突出政治”和群众运动式的实际运作中，必然出现很多粗放的、非程序化的过程，“计划赶不上变化”，政策优先于计划，表现出较大的弹性。改革前发展起来的特殊形式的计划经济所具有的灵活性、适应性，使市场因素首先得以在计划薄弱和空白处自然生长，这无疑有利于降低改革的成本。中国的改革是从70年代末放权让利开始的，它在方法上继承了毛泽东的传统，但已经具有了明显的市场化取向。中国改革的最初一步实际上就已反映出起点与改革、坚持与创新等等一系列渐进改革的鲜明特征。

又例如，独立自主是中国党的重要传统和特征，是中国革命、建设成功的保证。改革中，决策者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把它提到发展道路和立足点的高度，使之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主义各国在改革中能始终坚决地坚持做到这一点的并不多，而这正是它们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东欧各国的改革虽然早在50年代中期就已开始，但往往在取得一些成效后，便渐渐陷于停滞。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们不同程度上受到苏联的控制和束缚，改革往往受到外部的干涉和阻碍。如五十年代南斯拉夫、匈牙利诸国的改革与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等。所以，在80年代，它们的改革高潮往往与摆脱苏联控制甚至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高潮同时出现。80年代末，当苏联已经无力控制这些国家时，西方国家又利用它们的困难，凭借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利用 “小马歇尔计划”、“欧洲发展基金”等名目，提供紧急食品援助、减免债务、推迟还债、低息贷款、诱压兼施，使东欧的改革最大限度地符合西方的口味。1991年9月，美国在向波罗地海三国提供1400美元援助时所开列的先决条件是：它们必须接受“自由、民主、人权与自由的市场”。这连俄国这个超级大国在改革陷于困境时，也不得不屈从于西方的压力，迎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贷款要求，以实行“休克疗法”为条件获取西方国家提供的大量贷款,作为稳定经济和建立市场经济的决定性条件之一。它似乎没有想到，对俄国这样一个世界大国，几十亿美元不过是杯水车薪。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西方是否真心想帮助俄振兴经济，很多人认为这还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