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谦：中国从“文革”到改革的历史启示 （12）

相比较之下，中国的成功，正在于在对外开放、大量引进外资时，仍然自觉地、清醒地保持着独立自主的立场和地位。“中国的事情要按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毛泽东的政治遗产，就是这样决定着中国改革路径的选择。更微妙的还有，六十年代后中国曾一度把“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当作战略目标来追求，这显然是对独立自主的某种误解，但它又出乎意料地为初期的改革提供了有利的态势。起步较早的匈牙利改革曾经取得过公认的成绩，但从80年代后期后却落伍。原因之一是80年代举借了大量外债，在转轨开始时，其人均外债居世界第一，这不能不对整个宏观经济造成严重的后果。相比较之下，许多经济学家都指出：“中国的低外债率使中国政府可以排除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组织的影响，按自己的旨意行事”。

再例如，中国的改革利益于比较有利的国际态势，而这又与毛泽东时代的一些重要决策密切相关。中国改革之初，邓小平就曾指出，毛泽东晚年制定的有关三个世界、团结反霸、同美日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等国际战略原则，对于改善我国的国际环境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即使是毛泽东晚年的严重失误，经过科学的总结和转化，也成为改革中独特的有利因素。与苏联等一些国家长期平稳、停滞不同，我们是在在十年动乱后走上改革之路的。对无政府主义和动乱的恐惧与厌恶，使公众和决策者都十分珍惜和维护安定的政治局面，对动乱保持高度警惕。这种经验和自觉，成为转轨期间克服动乱因素、实现稳定的重要精神资源。“没有安定团结，就没有一切”，“过去我们已经吃了十来年的苦头，再乱，人民吃不消，人民也不答应。”在改革的曲折过程中，中国与苏东等一些国家的不同并不在于没有风波和动乱，而在于有了十年动乱这一剂“预防针”，全党、全国人民对动乱、无序的警惕、拒斥心理和承受力已大为提高。

如果不经过“文化大革命”，中国也会走上改革之路，但那样改革的过程就会表现出另一些特征和形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成功得益于对改革初始条件的深刻认识、充分利用和积极转化。昨天改革的实践又成为今天和明天改革的初始条件。改革前期一些重要措施在以后又表现出其明显的负面作用：加强政府权威已不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地方分权几次造成中央权威的流失，“双轨制”在创造奇迹的同时也造成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经济秩序混乱和大面积腐败，乡镇企业在市场经济格局形成后，其低效高耗、严重污染和种种不规范的生产交换行为使自身面临严重生存考验，由经济改革的深入而凸现出来的经济民主对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强烈要求，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所带来的大面积的体制腐败……这些问题又成为深入改革的起点和动力，决定着新的路径选择。正因为如此，深入研究历史对现实、初始条件对于路径选择的影响，对于进一步的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