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谦：中国从“文革”到改革的历史启示 （2）

中国的改革以中共八大为良好的开端。在此前后，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已经提出了一些与苏联模式明显不同的思想，有的已经付诸实施，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此后便几经坎坷。1958年的“大跃进”失败后，在六十年代初的调整中，一方面是对传统体制的修复，一方面也萌生了一些具有改革意义的幼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党内在有关社会主义认识问题上的不足与分歧，调整没有也不可能深入发展到对传统模式的系统改革。长期阶级斗争的巨大惯性和种种传统观念所造成的对社会主义的误解，使党内分歧被蒙上了一层浓厚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色彩，以至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除了这两种模式外，在东欧一些以社会民主党为前身、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渊远流长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自1956年前后开始反思斯大林模式时起，就越来越明显地受到了欧洲共产主义、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异化论”、“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多元化社会主义”之类“新思维”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实践。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６７年间，欧共党人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一系列理论活动引起了广泛的反响。１９６８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就是在欧共党人影响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长期酝酿的“多党制”思潮的最初尝试。捷克事件虽因苏联出兵镇压归于失败，但它所提出的扎根西方传统的、具有“人道面貌”的“布拉格之春”模式，却得到了欧共党人的高度评价，成为他们进一步设计“多元化社会主义”模式的重要动力和基石。

从50年代中期开始的对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到60中期已经出现了几种基本类型在改革模式取向上的分化。此后至70年代末，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与此相接近的还有阿尔巴尼亚的“文化革命”），苏联则正处于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东欧一些国家虽在苏联的重压之下，但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却在滋长和蔓延。

这种状况从70年代末起又发生了重大变化。1976年后，中国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危机后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改革之路，并在八十年代以大推进的形式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为90年代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奠定了决定性基础。而直至80年代初，苏联仍一直苦于改革的停滞而不能自拔。１９８５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改革虽然也从经济体制入手，并强调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希望以此挽回苏联经济颓势，但大体上仍然还是在旧的计划体制框架内修修补补，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而且，一遇阻力便畏缩不前或左右摇摆。在改革问题上长期无所作为的保守主义思潮反过来又加强了苏联社会内部要求否定现制度、迅速改变现状的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潮，加强了体制内外反对派的力量。当没有多少马克思主义根底的戈氏越来越感到难以依靠传统体制去改造传统模式时，便转而乞灵于“民主社会主义”创造挽救危机的奇迹。１９８７年底，戈氏提出他的“新思维”，次年６月，苏共宣布转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接踵而来的便是私有化法案的出台，苏联的解体和“休克疗法”的实施。对苏联改革的失望，更增添了“第三条道路”的吸引力。东欧一些国家在改革实践中，进一步吸取了社会党和欧共党人设计的的“混合模式”。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进行一些大胆尝试的同时，“多元化社会主义”一类主张也在滋长。

如果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妄自尊大，自我感觉良好，苏共对欧共、社会党及某些东欧国家的改革理论还不屑一顾或坚决反对甚至刀兵相向的话，那么，在戈氏时期，由于各种严重社会问题相继恶化，人们普遍感到以往的思路不能解决问题时，其改革取向已经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欧共、社会党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多元化社会主义的印记和影响。当年不可一世的模式“输出国”，现在却屈尊纡贵，饥不择食、慌不择路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顶礼膜拜，直至满怀虔诚和感激地全盘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荐的萨克斯计划。

同样是从50年代出发，同样经历了60~70年代的危机或停滞，为什么中国与苏东等国在80年代的改革业绩却如此迥异，以至造成了90年代截然相反的结局？这个问题长期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的极大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