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谦：中国从“文革”到改革的历史启示 （5）

三

对于解放思想，我们并不陌生，中国革命的成功是反对斯大林教条主义的结果。与苏联党相比，中国党被教条束缚的程度要低得多。毛泽东就是一个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革命领袖。他高举“反对本本主义”的大旗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卓越建树，都是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结果。他的突破意识、创造精神和探索的勇气是许多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大跃进”是错的，“文化大革命”也是错的，但却都带有超越苏联模式的强烈愿望。人民公社、“五、七指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虽不能代表解放思想的正确方向，却也显然不同于苏联模式。长期革命的巨大惯性、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陌生限制了他的眼界，使他未能完成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向当代第二次飞跃的使命。

马克思曾经多次指出，事物发展到典型或完备状态（也应包括极端状态）对于认识事物及其发展某个阶段的意义，也就是说，事物发展初期的一些特征往往只有在其发展完成时才能被充分认识。有一些矛盾，也只有等它发展到某种极端状态时才具备了彻底解决它的条件。在中国，对于1957年后发展起来的错误，当时党内外都已有所认识，党内也存在着与之对立的正确发展趋势，但这些都没有阻止住“左”的错误的发展。而且，每一次纠“左”的努力都导致了它的反弹和再次膨胀，例如1962年的重提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这只能用 “左”是“根深蒂固的”、“习惯了”（邓小平语）及历史条件尚未成熟加以解释。而加速这种历史条件成熟的正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长期“左”的错误发展的结果，是对党内带有改革色彩的正确发展趋向的否定。但它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把“左”的错误推向了极端，使它在最典型、最极端的状态中暴露了自己的荒谬与落后。例如，指责“‘三自一包’瓦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使资本主义自由泛滥”；说刘少奇在三年困难时期“伙同国内外一切牛鬼蛇神，更加疯狂地大搞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批判 “提倡‘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其目的就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认为“我们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我们的原则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社会主义商业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认定建国后17年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生产实践的‘三脱离’的‘精神贵族’”；鼓吹建立“没有规章制度、没有科室干部、没有科技人员”的“三无”工厂；公然宣称“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是天然对立的”、“知识越多越反动”；把农民经营少量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批判，把工厂的利润、奖金当作“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把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当作“唯生产力论”、“庸俗生产力论”批判，把商品经济当作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直至宣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浅薄虚妄的批判甚至充斥于自然科学之中。如把相对论当作“自然科学理论中深深地渗进资产阶级意识并介入现实阶级斗争的一个突出典型”加以批判；认定“宇宙大爆炸论”“只能适应宗教的需要，适应反动势力从精神上麻痹人民的需要”；环境污染“是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表现”，如此等等。当错误已经发展到如此荒诞不经的时候，当错误已造成如此严重的政治、经济后果时，也就剥夺了自己存在的理由，加速了走向衰亡的过程。“文化大革命”是“左”的错误发展的顶峰和极致，也是对它的致命一击。同时，它又从反面证明了党内外存在并不断发展的正确发展趋向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