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谦：中国从“文革”到改革的历史启示 （3）

二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强调过历史对现实的影响。美国新制度经济学派代表、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在其制度变迁理论中所阐明的路径依赖也表述了同样的思想。他认为，发展中每一步选择都与过去的选择相联系。经济的发展，改革路径的选择是历史在起作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产生与演变受过去的影响，同时它们也限制了当前改革路径方式的选择。

20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各国改革迥然不同的结局，以及同期世界范围内各种类型的转轨实践，使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各国改革的实绩与其各自特殊的、历史形成的初始条件有着密切的联系。能否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并扬长避短，在此基础上创造改革的必要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改革的命运。

在分析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时，人们都注意到了它十分独特的初始条件。例如，中国是个按照苏联体制模式建立起来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传统农业异常庞大，工业化的任务尚未完成，建国后发展起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本来就很薄弱的商品经济受到压抑；传统体制的弊端已经暴露得比较充分，等等,这些都与苏联、东欧等国家有所不同。然而，更为不同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的发展政策首先是在70年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也就是说，是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后形成的，而“文化大革命”又是对五、六十年代我国一些改革萌芽和世界范围里改革潮流的错误回应。从改革的曲折而到“文革”，又因“文革”的失败而走向改革，这是我国走上改革之路的一个突出特点。正是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中国启动改革时对改革方式、过程的选择空间，使之表现出一系列不同于苏联、东欧改革的重要特征。昨天的历史已成为今天的国情，这是研究中国改革初始条件时不应忽视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1978年以后，邓小平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他的政治智慧突出地表现在把这一十分特殊的初始条件转化为改革的必要条件。他曾多次强调过这样一个深刻的思想：“文化大革命”“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未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他又说： “教训总结起来很有益处。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他还说，我们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为什么大家意见比较一致呢“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