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谦：中国从“文革”到改革的历史启示 （6）

1978年底，真理标准这样一个普通哲学常识之所以能引发那样一场空前广泛、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只能用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去解释，只是说明经过“文化大革命”，思想解放的条件终于成熟了，而且其程度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不能比拟的。有了这样一种解放的思想和心态，才能广泛、深入地吸取苏东等国的经验教训，才能大胆地借鉴、利用西方发达国家中反映当代人类文明成果的各项成就，大大提高了中国改革的起点，才能在新的基础上提出和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世纪性问题。中国改革的灿烂之花，正是植根于这样一种丰厚、肥沃的土壤之中。这正是毛泽东所说：坏事变成了好事，毒草可以变成肥料。“文化大革命”大动乱的现实，落后的经济现状和空前的思想解放，强化了人们的生存压力和思治图变的决心，构成了推动70年代未至80年代中国改革大推进式发展的坚实基础。

这场思想解放的深远意义，不仅体现在对改革的启动，还表现在它已经沉积、上升为一种解放、开放的民族心态。而正是这种心态为在改革长过程中有效地排除各方面的思想障碍提供了基础性的保证。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和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在中国党的历史上有着长远影响的“左”的错误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还远没有使它绝迹。在改革开放20多年中，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过程中，每前进一步，都发生过与“左”的倾向、思潮的论辩和较量：1978年至80年代初期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的争论，1981年至1983年全国范围内对强调价值规律和市场作用的“错误观点”的批判，竟然使在198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也不得不在此问题上换用比较“缓和”的提法；80年代中期有关价格改革与所有制改革的先后次序的激烈争论；80年代未90年代初关于“市场取向”和“计划取向”的大论战中，又有人断言“市场取向等于资本主义取向”、“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把“市场化”说成是“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一项主要内容，等等。诸如此类的争论，对改革的这些指责，以及由于这些指责所造成的改革的倒退，在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史上屡见不鲜。苏东等国初期的渐进改革都取得了一些成效，但随后大多由于反对派的诘难、抵制而半途而废或效益递减。值得注意的倒是发生于70年代末至90年代的此类争论并未使中国的改革发生较大的停滞与倒退。这其中的原因之一，便是“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党乃至全国人民的思维方式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反倾向斗争中，重点放到了反对“左”的错误方面。 “要注意反右，但重点是反左”， “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失误主要来自‘左’的方面，而‘左’的事情从1957年就开始了” ，“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最大的危险还是‘左’”，，“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这种为全党全国所接受的、已经成为民族心理一部分的论断几乎是难以想像的。正是这种认识和心理，成为中国改革能够冲破主要是来自“左”的方面的阻力的重要思想资源，成为在改革的不同阶段一次又一次思想解放的心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