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谦：中国从“文革”到改革的历史启示 （4）

这些论述揭示了“文化大革命”与改革的内在联系，强调了“坏事”向“好事”的转化，而这一切又都首先归功于由“文化大革命”所催生的当代思想解放运动。

上个世纪前五十年，当马克思主义处于从经典到现代的第一次飞跃时，以列宁、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以一种开拓创新的勇气，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各自的国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成功地领导了俄国、中国等一批落后国家的革命，并开始了最初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上的创新和实践上的成功，使马克思主义风靡全球，社会主义阵营欣欣向荣。上个世纪后五十年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走上改革之路后，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处于从经典到当代的第二次飞跃。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次飞跃往往不是失去了当年那种创新的锐气，就是失去了创新的正确方向。

到六十年代中期后，实际上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进入了一种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其表现形式，便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苏联的停滞，以及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摆向带有浓厚“第三条道路”色彩的欧洲共产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和曲解，理论上长期满足于引述、注释经典作家的著作为过时的传统模式作辨护，使这一发展的、批判的理论日益失去其真蒂和精髓，日益僵化，严重落后于时代发展，把批评教条主义的使命拱手交给了体制内外的反对派。当邓小平把改革比作一场革命时，实际上也是强调了陈旧体制和观念的强大与深广。为了走出这种停滞，需要新一轮的思想解放，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大大发展马克思主义。

实际上，50年代后社会主义国家的任何一次改革，都是以某种程度的思想解放为先导的。但与时代的发展与改革的需要相比，这种解放的广度、深度显然是不够的。一次次的思想解放或是因教条主义、保守主义的抵制而中断，或是臣服于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从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实践结果来看，这样一种突破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条件当时似乎还没有成熟。

对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在六、七十年代，传统体制内的资源已日渐枯竭，停滞以至倒退的后果日益显现，但深层改革所赖以诞生的思想解放依然步履蹒跚。需要怎样的一种历史机缘才能使鲜活的改革思想冲破教条主义僵硬的外壳，而又不至于走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呢？当一般的、常规的发展已不能满足要求时，某些特殊的事件也可能引发思想解放的高潮，因为后者已是历史的必然，它所需要的只是某种历史的机缘。